不久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网站张贴了这么一则新闻：“日媒：中国成为全球治理领袖助他国圆梦”，内容大致是说日本《外交学者》在四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可以成为全球治理领袖的四种方式〉的文章，乃是基于中国能以可持续发展、创新增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四大利器，成为全球治理领袖。乍看之下，如此政治正确的文章由“日媒”所发，难道是安倍内阁为了日中和谐所营造的气氛？仔细搜寻才发现这篇登载于日资网站《Diplomat》的奇文：4 Ways China Can Become a Global Governance Leader，是出自中国籍教授之手，这就显得理所当然。不妨来审视下上述四种方式是否能充当领袖的重责大任。先说第三与第四点，其实都是向美国争权的战略，乃是自共产中国建政以来的一贯思维。事实上，北京藉由经济力量所发起的攻势正在改变世界，及二战冷战结束后的体系。作为超级强国的候选人，中国现在不需要添花式的搽脂抹粉，应是认真的面对自身缺陷，并尝试修正，而这些缺陷，却刚好是中国教授眼中的第一与第二点方式。
就第一点可持续发展来说，根据联合国Agenda21的定义，要实现sustainable development，必须要对开发中国家提供金援与资源，来支付这些国家在全球环境问题和加速发展上所引起的增额成本。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开发中国家，所支付的成本不消多言：美国RAND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环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空气污染的成本最高，约占到GDP的6.5%。以二氧化碳的排放为例，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大量使用质量不佳的化石燃料，联合国统计显示，从1990年的2,460,744千吨到2010年的8,286,892千吨，位居世界第一。再看看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投资总额已从2009年的五千两百亿人民币增至2013年的九千五百亿人民币，大概是GDP的1.67%。如果说这种可持续发展得以成为世界表率，那么真的没有几个国家能够付得起相关费用，就此点中国确实堪称全球污染领袖。不过，去年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同比下降2%，这除了反映中国制造业的疲软，也代表着北京已着手进行环境“再平衡”，背后主因正是北京已认知到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应从己之不足学起
接着，若谈到中国的创新能力则更饶富趣味。以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2014-2015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来看，其中有一项即是评定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在148个经济体里，中国排名第32，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以及东方的日（第4）韩（第17）台（第10），甚至不如香港的26名。另外报告内尚有一项关于效率的技术准备度，谈的是如何运用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和运用创新能力，基于庞大落后的产能，中国已排到第83。再看世界银行的全球知识经济指标（Knowledge Economy Index，KEI），这是一份涵括创新系统、资讯基础设施等面项的评比，2012年中国仅在146个经济体中排名84，而亚洲排行第一的是第13名的台湾。若引入中国最自豪的高大基建与自信制度，在由学术单位与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所发表的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2014，在143个经济体内，中国前进至29名，而亚洲最前端者乃是第10名的香港。林林总总都显示，中国想当创新领袖不是没机会，可从己之不足学起，像是近在咫尺的邻居香港。
总归一句：好学近乎知，知耻近乎勇。在习近平政权试图以儒教思想重驭中国的当下，复古，显得格外有其价值，而这或许才是中国未来成为全球治理领袖的关键。举例来说，以中国教授引以自豪的各大科技巨头，它们的创新能力显然少获世界青睐：依照2014年《Forbes》所排名之The World's Most Innovative Companies100，中国公司占了6名，出人意外地不见阿里小米，榜上有名者，最前面的第24名乃是传出使用瘦肉精的双汇集团，最后面的第88名则是出产毒奶闻名于世的伊利，他们的浪子回头，不正反映了中国人赖以成功的条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