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人口拐点
中国的失业率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大概属于一个研究禁区。官方数据长年稳定在4%左右，完全无视经济波动。按照我党的说法，无论经济增速是此前的20%还是目前的7%，反正失业率就不会变，就是4%。对于像我这样的数据狂来说，最喜欢的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下面就用官方的数据，来狠狠的分析一把这个失业率问题，并且尝试探讨一下，中国真实的失业率是多少，有没有达到7%的国际警戒线。考虑到有些读者是第一次看老蛮我的文字，所以我必须重新声明一次：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请有兴趣查验数据的同学去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查验。
先从2014年的数据开始看。2014年的经济当然是下行的，制造业面临很大的困境，我党也隐瞒不住，开两会的时候总理都要长篇大论的讲述接下来会面临多少困难。但是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注意，这个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只是指城镇户籍的居民，农民工不纳入失业统计。）是多少呢？4.09%，失业人口总数约900万。真是雷打不动的4%啊。先不管了，把与就业有关的人口数据全都翻出来。我们来好好整理一下这个事。失业率数据造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得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的数据庞大得像海一样，统计局的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完成全面系统的造假。所以一定有大量的漏洞可以给我们抓到。
先来看适龄劳动力总数，2014年，全国16-59周岁的人口数为9.16亿。这些人不是去读书，就要去工作。如果读不了书，也没有工作，那么他们当然就处于无业状态。因此理论上，适龄劳动力-在校学生-全国就业人数，减出来的结果，就是无业人数。2014年的在校学生总数6936万，其中高中生2401万，中职生1802万（老实说我之前真不知道原来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有这么多），本专科大学生共2548万，研究生185万。而官方公布的全国就业人数为7.73亿。注意，这个“全国就业人数”，包含了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因此这个数据会比我们后面会重点阐述的“城镇就业人数”要高。
现在结果出来了：9.16亿-6936万-7.73亿=7363万。这算是使用官方数据简单推算出来的我国宏观上的失业总人数，是包含了农村和城镇所有人口的失业数。这个算法简单易懂。按这么算的话，我国2014年适龄劳动力的失业率为7363万÷9.16亿=8%，当然超出了7%的国际失业警戒线。
再使用这个简单的算法往前算几年，2010年16-59周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数为9.4亿，在校学生数为7045万，全国就业人数为7.61亿，这么算下来，2010年的适龄劳动力的失业人口数为1.08亿，失业率为11.5%。我这里顺带说一下，2010年和2011年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数均为9.4亿，是建国以来的峰值，从此之后计划生育的威力终于体现了出来，适龄劳动力总数开始下降。2014年的9.16亿，较2010年已经下降了2400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这个适龄劳动力下降的拐点问题。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学问。当然，正是因为劳动力总数下降，2010年11.5%的失业率，到2014年会下降到8%。
再往前看，2006年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数为9.06亿，在校学生数为6173万，全国就业人数为7.5亿，由此算出来的失业人数为9427万，失业率为10.4%。这种失业率规模和2010年差不多。这大概算是我国在劳动力拐点出现前的常态，即我国长期维持着10%左右的失业率。每10个壮健的劳动力里面，就有1个在田间地头或者城市的小巷子里苦闷的游荡，期待有一份工作。正因为此，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再怎么薪水低廉，也总能找到穷苦的平民来打工。2011年后国内开始出现普遍的招工难现象，不是别的原因，只不过是计划生育的效应，劳动力供应拐点出现了，劳动力减少了。3年时间，劳动力就减少了2400万，这种减少的幅度真是触目惊心。失业率从11%下降到目前的8%，每年都要降1个点，虽然还是高于国际警戒线，但是已经不算特别惊恐的数据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的失业率问题将会因为人口规模的缩减而自动解决似的。每年下降1%，那么2015年失业率就会将到警戒线之下，2017年恨不得出现劳动力普遍短缺的现象。这可真是会让我党在做梦的时候都能笑醒的美好未来。然而事态真会如此演变吗？符合逻辑的未来之路，到底会通向何方？
第二章城市贫民
在讨论失业率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个概念：我国官方层面上，从来都不承认农民的失业问题。所有的失业，都是城市户籍人口的失业。农民工被默认有田有地，可以回去耕地。所以我们有必要先深入了解一下农村的现状，看看我国的农业，到底能容纳多少就业人口。
2014年的数据暂时还没全面公布，没关系，我们来看2013年的数据，与2014年不会有什么差距。2013年乡村就业人口数为3.87亿，其中在乡村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4279万，干个体户的3193万，合起来7472万，这部分算是乡村里从事些挣钱营生，能干点加工和做点买卖的人，剩下3亿出头的人，就是纯粹的农民，从事基础农业，也就是种田种菜看天吃饭这类了。以18亿亩耕地红线计算，3亿农民人均耕种6亩地。基础农业这个东西，那是真不挣钱，尤其是种粮食，在经济学角度考虑基本上是一种自虐行为。一亩地累死累活种下来，就算一年能种两季好了，风调雨顺，也没病虫害，撑死了也就是2000斤粮，卖个4000块钱。扣掉化肥种子等等花销，劳动力本身不算成本，利润能有3000块已经顶天了。现在人均种6亩地，那就意味着一个完全的劳动力，即便是在最好的年景，种着最肥沃的土地，年收益也才1万8。如果稍微来点水旱病虫灾害，基本上一年就是白干。就这，还是农村连续20多年往外输出劳动力的结果。放到2000年的时候，纯粹的农民能有4.5亿人，那会人均耕地才4亩，壮劳力的年收入在最好的年景也就1万块钱出头，都不知道怎么养活一家老小。所以，按目前这种趋势，纯粹的农民还得继续减少，得减少到人均8到10亩地，一个壮劳力靠种田一年能挣到2.5万-3万块钱的时候，劳动力从农业领域流出的趋势才会停止。年薪3万块钱，算是城镇流水线工人的最低收入水准了。稍微有点技术，干活麻利一点，一年下来挣个5万块钱不是梦，而且无惧天气变幻，旱涝保收，一家企业倒闭了，了不起换一家企业打工就是了，不至于全年颗粒无收，一家老小抱在一起饿死。这就是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由来。而这种农村人口迁出的趋势，至少在目前的农业盈利水平之下，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农村人口迁出的规模会放缓，毕竟现在好歹也是人均6亩耕地了，比4亩的时候好多了，但也还不够过上好日子，还得继续迁出。经济规律就是：每个人都会选择更好的日子。安贫乐道那是圣人扯的蛋，现实中是不会有这种人的。
在这种农民迁出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在迅猛增长。1997年农民工总数仅约7000万，到2000年约为1.2亿，2008年已经增加到2.25亿，2014年更是达到了2.74亿的规模。（说明一下，我国到2008年才开始正式的农民工数量统计，此前的数据来源于各类研究报告，本文的数据主要采信了06年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对应“城镇就业人数”数据，1995年的城镇就业人数为1.9亿，扣除当年度7000万农民工，有1.2亿城镇本地户籍居民实现了就业。2000年的城镇就业人数为2.32亿，扣除当年度1.2亿的农民工，还有1.1亿的城镇本地户籍居民实现了就业。2008年城镇就业人数为3.21亿，扣除2.25亿的农民工，只剩下9600的工作岗位留给了城市居民。这大概是城市户籍人口就业岗位最少的年份了。此后城市居民开始和农民工展开了激烈的就业竞争，种种排外的言论不绝于耳。城市普通老百姓与农民工之间的关系一步步的走向恶化，城市不再包容，不再对外地人充满热情。这种排外情绪的产生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符合最基本的人性。在自己的核心利益受损时，城市居民当然会起而反抗。而要求城市居民放开怀抱欢迎竞争者，这简直是反人性的。想想看吧，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本地人的整体就业岗位居然还大幅度的减少了！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08年之后城市本地户籍居民的就业人数逐渐上升，2010年为1.06亿人。到2014年，城镇就业人数3.93亿，扣除2.74亿的农民工，城市本地人的就业人数已经恢复到了1.19亿的规模，这大概算是回归到了1995年的美好时光。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各项产业蓬勃兴起，中国从经济破产的小农经济国家变成了工业大国。城镇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9亿上升到2914年的3.9亿，这意味着城镇区域范围内，新增了2亿的就业岗位。而城市本地居民在就业问题上取得最大成就，竟然就是一次轮回，毫无增长可言。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在这20年间，2亿新增的工作岗位，全被农民工抢走了。或者可以这么说：中国这20年的经济增长质量其实非常低劣，只能为饥饿的农民工提供工作岗位，而无法为要求更高的城市居民提供工作岗位。当然我们有北上广深这几个大城市，可以提供一些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岗位，但是宏观和整体上，这个国家的工作岗位，基本上都是面向农民工的，工作岗位的定位，就是为了解决长期陷于贫困的饥民的温饱问题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在明白这个国家的主要的就业人群，就是一群贫民之后，我们才能回过头来，仔细的梳理，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第三章失业陷阱
首先让我们的目光从国家级的数据上沉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城市级的人口和就业情况。一线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代表性，因为人口和财富总是会涌入这些极富吸血性的城市，并将它周边的区域都吸成荒漠。我们主要来看看重要的二线城市，一些典型的工业城市。基于我个人的恶趣味，我首先选择的样本城市是佛山。这座城市在国内并不出名，但它却是中国民营制造业的代表性城市，珠三角最强大的民营企业品牌集中地，没有之一。2010年佛山的户籍人口371万，常住人口719万，常住人口数减去户籍人口数，就是外来长期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了，719-371=348万；到2014年，佛山户籍人口386万，常住人口735万，农民工数量计算一下是349万。很明显四年下来，佛山的人口规模增长非常缓慢，户籍人口增长了15万，而农民工数量只增加了区区1万。这样看起来，佛山在这四年内已经无法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或者可以这么说：佛山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无法吸引新的农民工的到来，它能勉强维持住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算不错了。作为珠三角民营制造业最强大的城市，佛山居然沦落到了这样的惨境，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要知道2010年前佛山还是狠狠的辉煌过一把的。再往前看四年，2006年佛山户籍人口358万，常住人口586万，586-358=228万农民工。与2010年的348万农民工比较，这四年时间佛山新增了120万的外来劳动力。这给佛山这座城市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活力，各项经济指标都耀眼非常。而2010年之后，这座城市却跌入了陷阱之中，再也没有了发展上的活力。想想看吧，前四年可以提供120万个新增工作岗位的城市，后四年却沦落到只能提供区区1万个新增工作岗位。这几乎意味着经济发展停滞。反映到GDP指标上，2006年佛山的GDP为2297亿，到2010年为5651亿，4年间的增长幅度高达146%；而其2014年的GDP为7603亿，相对于2010年的增长幅度仅为34%，不足此前四年增幅的零头。
离开珠三角，我们来看看长三角的无锡。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工业城市，长三角乃至是全中国的工业发源地，中国工业文明之花的诞生地。2014年无锡市户籍人口477万，常住人口650万，由此计算出来的外来农民工人数为173万。而2010年，其户籍人口466万，常住人口637万，由此计算出来的外来农民工人数为171万。相对于2010年，户籍人口增加了16万，但农民工数量仅仅只增加了2万！这种情况，与珠三角的佛山一模一样。很明显，长三角的无锡与珠三角的佛山，这两个当地典型的制造业城市，都失去了为农民工提供新增工作岗位的能力！
无锡和佛山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而是东部制造业城市的普遍现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询其它东部制造业城市的数据。我在此再举一例，山东的明珠型城市青岛，2006年的常住人口740万，而户籍人口749万，这表明青岛是人口输出型的城市，不要说吸引外来农民工了，本地户籍人口中都有9万人会逃出青岛，出去寻找工作机会。但是到2010年，青岛的常住人口增加到871万，户籍人口微增至764万。这意味着通过这4年的经济迅猛发展，青岛人已经不需要再离乡背土谋生，它甚至已经可以吸引107万的外来农民工。这新增的百万级的人口当然都是冲着青岛提供的工作岗位而来的。而到2014年，青岛的常住人口为904万，户籍人口约775万，由此计算出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129万。相对于2010年，外来农民工只增加了22万而已。百万级的农民工数量增加已经没有了。这当然意味着青岛的经济发展速度正在迅速放缓，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吸引农民工的到来。
中国的东部地区已经普遍失去大量吸纳农民工的能力，那么我们将眼光投向中部和西部，看看这些城市的表现怎么样。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当然是武汉了，它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2014年武汉常住人口1034万，户籍人口827万，由此扣减而得到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207万。请注意接下来的数据，这里面所反映出来的现象与东部城市很有些不一样。2010年武汉常住人口979万，户籍人口837万，由此计算的外来农民工数量为142万。有意思的是，这4年时间里，武汉的外来农民工固然是增加了65万，这种增长规模相对于东部城市而言已经是显著增长，但其户籍人口数却减少了10万。再往前看4年。2006年武汉常住人口约868万，户籍人口819万，外来农民工数约49万。与2010年相比较，四年时间内农民工增加了93万，而户籍人口增加了18万。必须注意的是：2006-2010的四年间，武汉的户籍人口及外来人口均出现了显著增长，这也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在这个时间内，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蓬勃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因此人口也从农村大规模的迁移到城市。而2010-2014的四年间，武汉的外来人口虽然在增长，但其户籍人口却出现了下降。对此我先给出一个这样的解释：武汉提供的工作岗位，只能吸引处于饥饿边缘的农民工，而高素质一点的城市居民，则开始尝试逃离中西部，入籍东部，去争取东部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表现在数据上，就是东部的户籍人口数在增加，而外来农民工的数量则不再表现出增长性。当然，这个解释是不是能站得住脚，还需要更多中西部的样本城市的数据来作为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