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达赖喇嘛发表正式声明，宣布政治退休。他说：“为了顺应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趋势，本人自愿地、欣慰地终止了从噶丹颇章政权建立至今三百六十九年，由历代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领袖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我已在一九六九年公开声明，将来达赖喇嘛的转世延续与否，应由广大信众决定。”二○一四年九月，达赖喇嘛表示，将来有可能终止达赖喇嘛的转世，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这一表态，立即引起了中共治藏官员的激烈反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说，达赖喇嘛终结转世制度是对宗教和国家的双重背叛，是一场阴谋。他坚称达赖喇嘛的转世和未来灵童的甄选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达赖喇嘛的表态和中国政府强硬立场的对峙，将藏传佛教的政教分离问题放到了聚光灯下。
藏传佛教特有的转世制度
再生和转世的观念在古代很多文化中都有，佛教的转世观念起源于古印度宗教。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高僧转世并一直延续到当代，却只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建立在作为其宗教核心的对生命和意识的独特信仰基础上。藏传佛教的信仰认为，仁波切，即汉语所说的“活佛”，是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之苦的菩萨，他们怀着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慈悲心，一次一次地重返世间，弘扬佛法，带领众生脱离蒙昧和苦难。可见，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作为一种高度组织化宗教的设置和仪轨，它只有对这个宗教体系内的人才是富有意义的。简单地说就是，你只有相信转世，活佛转世才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藏民族全民信教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佛教深入到藏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达赖喇嘛世系建立开始，历代达赖喇嘛就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政治权力，这就是噶丹颇章政权。所谓噶丹颇章，从物质层面而言就是佛教最高上师达赖喇嘛的居所，从制度层面而言就是达赖喇嘛办公室。达赖喇嘛既是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导师，也是西藏政权的最高执政者。这就是西藏原有的政教结合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并行，宗教是核心和基础，世俗权力是其功能和表现。在噶丹颇章政权下，噶厦的职位都设一僧一俗两人，僧官在俗官之上。
达赖喇嘛推动政治民主化
达赖喇嘛从流亡之初就指出，藏民族必须走向开明的现代民主政治。达赖喇嘛在一九五九年流亡印度的第一年就说过：“未来不能再延续西藏以往的状况，对过去的一切都要作出改造”。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达赖喇嘛公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一九六五年西藏人民议会通过决议，收回旧西藏时期原有的封爵，制定了议会工作章程。一九六六年五月设立了独立的议会机构，从此开始了民主政府的运作，人民议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公布了议会选举章程。一九九○年，噶厦召开特别扩大会议，达赖喇嘛对流亡宪章、议会改革、独立司法等问题作出指示，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未来应该“以民主程序由人民自己担负起责任”。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投入了极大的资源和努力，致力于教育流亡民众和青少年，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意识。这是非常困难的漫长过程。旧时西藏的民众，没有政治参与的意识，根本不知道选举为何物，无法想象底层民众可以质疑高层权力，甚至质疑达赖喇嘛本人。达赖喇嘛必须运用自己在藏人中的威望，一点一滴地把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和观念灌输到民众中。
二○○一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改选，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人民直选产生了最高行政长官。十年后，二○一一年，首席噶伦再次换届改选，选出了一位法学博士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在换届改选的过程中，流亡社区的民众和政治家表现得成熟理性，竞选和投票井井有条。这标志着藏人跨进了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也就是在这一时刻，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交出了历时三百六十九年的甘丹颇章政权的政治权力，一切政治权力归民选的民主政府。这意味着，达赖喇嘛结束西藏的政教结合制度，走出了政教分离的关键一步。
这是藏民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性步伐。但是，在这几十年的流亡岁月中，达赖喇嘛带领藏人，还悄悄地走出了另外一步。
达赖喇嘛倡导世俗化伦理
达赖喇嘛在流亡初就形成了一个社会改革方向，那就是教育科学化和社会世俗化。旧时西藏没有现代学校体系，教育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是佛教寺院承担的，而寺院有恒定的文化保守功能却缺乏革新动力。达赖喇嘛说，我们流亡印度后，不到一年，建立的第一个机构不是寺院，而是学校。从此，向青少年提供现代教育，始终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最重要的任务。达赖喇嘛的特使们来到喜马拉雅山里偏僻的牧民家中，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要求家长把子女送到远处的寄宿学校。在印度和尼泊尔，流亡藏人的学校，其条件和教学质量明显高于印度人和尼泊尔人的学校，当地印度人和尼泊尔人家长都想把子女送进藏人的学校，以至于藏人学校不得不接受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当地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达赖喇嘛和一些当代西方科学家展开了持续三十年的对话，他们的谈话内容涉及当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还有心理学、大脑神经科学等现代科学前沿。他们就现代科学研究的发现和古代佛学的思考，探讨了物质的本质、生命和意识的本质，以及通过意识的训练来改善人的大脑和提高生命质量的可能性。到二○○三年，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公开举行，取得极大的成功，一千多大学生旁听了对话。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和科学家的公开对话，二○一二年在南印度哲蚌寺举行了第二十六次对话，数千佛教僧侣旁听了对话。在那次对话期间，达赖喇嘛宣布，未来格鲁派寺院的教育中，将引入五年制的现代科学教育。未来格鲁派僧侣的格西学位，必须先通过科学考试。
这是当代佛教革新的重要一步，这一步的方向就是佛学教育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在和科学家及其他宗教的领袖们几十年的对话过程中，达赖喇嘛形成了“世俗伦理”的思想，他出版了一部影响广泛而深刻的著作——《超越宗教：整个世界的世俗伦理》。
藏民族现代化的前景
在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涯中，达赖喇嘛为藏民族开创了政教分离、政治民主化、教育科学化和社会世俗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藏传佛教不仅没有衰落消亡，而是传播到了全世界。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由广大信众来决定的说法，是符合佛法和现代精神的说法。继续朝着达赖喇嘛指出的方向，藏民族现代化的前景是令人振奋的。
相比之下，号称唯物主义者、不信宗教的朱维群者之流，却反而试图维护已经被达赖喇嘛宣布放弃的藏传佛教政治化，利用强权来维护他们宣称已经被废除的“政教合一制度”，这不仅是糟蹋佛法，违背人心，还向世界显示出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真面目。
《动向》2015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