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地下
曾一嘴里叼着烟，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着，透过房顶钨丝灯散发出的昏黄的光，能看见烟雾在空气中弥漫的样子。这是一间十平米出头的狭长小屋，靠近房门的地方摆着衣柜和一张桌子，桌子上的苹果电脑是他用来修图的工具，同时里面传出的音乐可以给他精神上的慰籍。紧挨着桌子的地方放着一张沙发床，晚上睡觉时曾一就把它展开，沙发床的长度差不多就是整个房间的宽度。在房间的另一头，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紧挨着卫生间的地方搭着简易的厨房设备。
这是望京地界的一处小区，曾一的住所在地下车库的二层，一个靠近拐角的车位旁边。下午6点，当他推开门准备去和朋友吃饭时，横在他面前的是某个业主的一辆白色奥迪Q5，如果房门完全敞开，它与车身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曾一在北京已经8年，大学毕业后他先是给人做摄影学徒，然后逐步成为修图师和摄影师。他觉得住地下室是一种体验，他已经在这个房间里生活了一年。女朋友第一次跟他来到这儿，就说：“我是不会在这种地方生活的”。于是他们分手。长时间在地下见不到阳光，并且缺乏对自己的管束，曾一的时间是完全混乱的，他经常早上6点才睡，然后整个夜里都无比清醒。当被问到活在地下的感觉时，他调侃到：“太牛了，这地方叫大西洋新城，有时候我感觉自己生活在美国。”
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市有普通地下室23000多处，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米，实际居住人口16万多。这些地下出租屋大多不足10平方米，租金在600-900元间。
孙彬刚从快递公司辞了职，他花1500元积蓄从别人手里买下一辆残摩，天还没亮就在小区门口等着趴活儿，送睡眼惺忪的上班族们去4公里以外的地铁站。上班族们住在小区的高楼里，他住在小区的地下，里面有迷宫一样的通道，多到数不清的房间和污秽不堪的公用厕所。孙彬说，房东是熟人，一个月收他650。运气好的话，他一天能有100多元的收入，只是趴活时要时刻提防着城管，别被抓到。
李秀明家住延庆，从单位下岗后他给人拉过几年板车，之后成为了一名出租司机。为了方便跑车，他和对班在北五环外的地下室租了间房，一个月760，两个人对半分。那个房间只能摆下一张床，供他们在跑车的那24个小时里来这儿稍作休整。他总是笑呵呵的，他说自己最骄傲的事就是跑了4年出租从来没有被客人投诉过。
退伍军人贾万渠曾在厦门给老板当保镖，现在他是保安队队长，他和其他几十个兄弟住在北京一处高档小区的地下三层，他说北京城里70%的保安都住在地下室。这个小区的均价6万2一平米，贾万渠的工资是整个保安队最高的，一个月可以拿到差不多5千元。
梦在地下
抛去残酷的生存现状，北京的地下空间还守候着年轻人尚未破碎的梦。
山东小伙儿邓超之前在俄罗斯留学，他说自己是带着国旗出去的，就想学习航空航天技术报效祖国，但是师兄告诉他，你毕业时能学会修飞机轮胎就不错了。于是他转了金融，没撑到毕业，他就逃了回来。现在，他是一本介绍民间工艺的民间刊物主编，和朋友在五道口附近租下一个地下室，花尽量少的钱买些旧家具，把它改造成一个包括图书馆、咖啡馆和工作室在内的公共空间，他给这个栖身之所起名“暂安处”。
杂志的收入几乎刚刚能维持支出平衡，暂安处的房租是他和朋友们凑的，他的父亲从老家特意来过一趟，坐了不到十分钟，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反正我也已经赌上全部家当，准备好了关门那天的闭幕词：‘去他妈的，反正我已经拼尽全力试过了。’”有一天，邓超忍不住有些赌气似的发了条微信朋友圈。
北京9成的打击乐教室开在地下。南亮位于亦庄的教室就是其中一间。他来北京8年，试过做乐队，出专辑，在唐朝乐队乐手开的琴行里当过老师，和中国好歌曲里走红的赵雷一起捱过穷困的日子。
活在地下
北京的地下空间并不只是外来务工人员艰辛生存的起点，它也流淌着本地人生活的印记。
美术馆附近的报房胡同里，一处普通民宅的地下室传来乐队排练的声音，摆弄这些乐器的是几个退休的老头，房子的主人潘恩利是乐队的贝斯手。2003年，潘恩利在东不压桥胡同的房子被拆除，身为老北京的他不肯搬出二环，他用获得的拆迁费买下了这里的四间北房和一间东房，然后开始了对胡同住房的微循环改造。顺着一楼的木梯下到地下室，朝北的墙面上都是潘恩利自己画的水彩画，水泥柱子被设计成树干的模样，用太湖石造了几座小假山，挖了条沟渠，可以用来蓄水养鱼。地下室变成了家人和朋友们相聚时的“地下园林”。
国贸商城的地下溜冰场里，穿着黑色短袖的张智勇在人群中灵巧地游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是62岁的年龄。偶尔，他还会在冰面上腾身起跳，转个圈后再优雅的落地。17年前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张智勇虽获救但头疼欲裂夜不能寐，最终在冰场上获得新生，并6次夺得花样滑冰业余比赛的冠军。
晚高峰时的北京地铁一号线，张子豪随潮水般的人群涌入车厢，透过人与人之间逼仄的缝隙他的目光被一个姑娘击中了，那姑娘长着一张神似张国荣的脸，于是他靠近她，悄悄掏出手机拍下她的面容。这天晚上，他把这张照片上传到豆瓣相册，照片的注解处写着四个字：风继续吹。
还有一次，他在晚高峰的复兴门站注意到一个女孩。她坐在靠门一侧的椅子上，耳朵里塞着耳机，旁若无人地低头数一沓厚钞票，他拍下这个画面，在豆瓣相册上写：“她聚精会神的数钱，腿上放着一个手机，周围人目光都被吸引过来。突然手机响了，被她按掉，整理齐钱，然后又按两三下手机，屏幕显示三十五秒计时开始的同时，她的双手同时迅速回到钱上开始数。这钱是中国银行练习币。就业不易，就业后也不易，我下车时，她已数七遍，少有满意。”这个相册的名字叫《北京地铁，那些见过一面的人》。
凌晨3点的北医三院，门诊大楼一片漆黑，但位于地下一层的急诊室却门庭若市，心梗、胃出血、胰腺炎、糖尿病酮症、食道异物……各种患者让怀伟忙的根本停不下来。进入急诊科之后，他就没休过长假，连婚假都一直都被拖延着，领导永远都是一句“欠你们的假期我都记着呢，只要人手调的开就让你们休”，但这么些年了，人手也没调开过。抢救室里的仪器24小时不停地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大厅里几个喝多的人送来一个酒精中毒的朋友，其中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兴致，突然在走廊上旁若无人地高唱起汪峰的《北京，北京》：“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
地上的人们对地下世界知之甚少，尽管这是面积近6000万平方米，相当于136个天安门广场的另一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