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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论迷雾中前行的中日关系

日元贬值,日本成为中国消费者青睐目的地。

去东京前,有关中国人去日本抢购马桶盖的新闻铺天盖地;后来又有报道说,去日本看樱花的中国人激增,以至于签证都不够发了。

购物旅游,看上去热热闹闹,但对长期跟踪关注中日言论和舆情的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来说,这都是表象。

在工藤看来,中日民众之间缺乏了解,反而往往受舆论所左右,以至于仅有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是有偏差的,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创立于2001年的“言论NPO”旨在通过民间渠道营造言论平台,探讨社会问题,弥补官方和主流媒体未能起到的作用。

对中国来说,言论NPO的两个大手笔一是与《中国日报》联手进行年度“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另一个则是参与“东京-北京论坛”,二者始于2005年,都是冀开辟中日关系的非官方“第三渠道”。

2012年9月的中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日本人比例升至93%,达到2005年调查开始以来峰值。其时,中日关系因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将至冰点,中国内地诸多城市举行反日游行,这一调查结果也不足为奇。

工藤泰志认为,中日两国民众缺乏了解,而媒体的报道又起到负面作用。

工藤泰志补充说,其实也有70%的人认为这一结果“可笑、奇怪”,应该加以改善。但是,中日政府间打不开对话渠道、加上媒体关注的多是负面报道,结果弄得老百姓不知怎么办,只能接受媒体的所报道的,导致对立情绪增加。

在工藤看来,媒体舆论对中日关系起到了“负面作用”,即便双方政府想采取点改善关系的措施,迫于舆论的影响和压力,“想改善也改善不了”。

“双方舆论影响双方政府,舆论给了双方政府不改善关系的借口,让他们觉得现在民众好像不像改善与对方关系,这样给了政府一个不改善关系的口实。”

多种声音

2010年中国内地城市爆发反日示威游行,一些日资企业和建筑遭到抗议者冲击。

工藤说:“媒体舆论对国民情感起到反作用,导致双方民众对对方有厌恶感,这种情绪,通过媒体大肆宣传出来,这样政府是很关注舆论的,尤其是日本社会,中国也是如此,所以最主要的是要改变舆论。”

57岁的工藤因为所从事的工作,成了去中国的常客,也频频与中国高官会面。他说:“我们与中国之间有很多交流和朋友,其中要求改善关系的声音有很多,可惜的是,这种声音很难通过媒体传播出去。”

工藤举例说,日本首相安倍是否去靖国神社参拜的问题,日本国内也有反对声音,但是这样的声音很难通过媒体传出去,尤其是在中国。

他说:“中国看上去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反对,这是危险的,这种多样的声音,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工藤介绍说,言论NPO过去十年也对“有识者”进行调查,关注他们的动向,因为他们是可以制造舆论的人。

据他观察,2010年是个分水岭,导致有识者的看法出现变化。那年,中日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引发中国大中城市的反日示威。

“在此之前,一般大众有过激看法时,有识之士的看法是平衡的,但2010年后,有识之士对中国抱有不信任感,对于中国大国主义倾向,有识者表示担忧。”

中日官方交流因关系冷淡几乎停止,只是近来出现转机。

民间渠道?

工藤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日在主权问题上都无法让步,导致国与国对话中断,加上双方媒体关注负面的报道,导致政府活动空间更小,“这是政府外交的宿命”。

对他来说,破解这一“宿命”的渠道是民间,而且即便是在中国关系冷冻时期,中日的民间对话则一直持续。

虽说旅游购物能增进中日民间的了解,但工藤认为这远远不够,毕竟各自国民长时间暴露在本国的媒体舆论和政府政策影响之下。

他说,中日民众之间能直接交流的机会很少,调查也显示,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能有相互聊天的朋友不足受访者的1%。

提到日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家电”和“樱花”;提到中国,日本人则想到的是“中华料理”和“长城”,而最让工藤吃惊的是,2005第一次做调查时,5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现在的日本是“军国主义”,最近的调查又显示60%的人认为日本是“霸权主义”,在他看来,多数日本人觉得自己是和平国家、军国主义早已是历史。

今天和未来

在媒体对中日围绕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报道甚嚣尘上之时,又有多少普通日本民众关心这个呢?

工藤说,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不断加深,今天的日本人都对未来有关注和担心,多数人认为日本将来是一定要改变的,“即考虑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又考虑增强在国际社会里的存在感”,如何跨越这种不安、与邻国建立好关系,是民间和政府需要做的。

他说,未来亚洲,中日两个大国的共存需要认真讨论,可惜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没有进行,在有识者之间也没有议论,因为双方之间都有不信任感。他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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