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毕福剑私话曝光，看中国告密文化

央视名主持毕福剑私人饭局调侃毛泽东的风波持续发酵。继官媒点名批判，毕福剑公开道歉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驳斥有关美国驻华官员涉及这一事件的谣传，而中国媒体圈也盛传毕福剑可能失去央视主持棒。这件事已经引发了大量争议，今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事，那就是，毕福剑在私人场合的言行被曝光，是不是对他个人隐私的侵害？这种曝光乃至揭发私密言行，并以其定罪的做法，为何在中国被接受乃至鼓励？对于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环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经济学家何清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

陈破空认为，毕福剑和大家一样，有私人空间、私人活动、私人话语。侵犯其私人空间，就是侵犯隐私权，属于侵权行为。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毕福剑视频外泄是被告密，但网上网友评论却很多从告密和恶意操纵这个方向去看这件事，这就很说明问题。他说，告密文化，来自中国专制传统，到中共，发挥到登峰造极，尤其文革。如今，让高校学生互相监控，让高校学生监控、举报老师，更有共青团中央公开招聘千万五毛，所谓“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将中国的告密文化推向极至。反映了当局深重的危机感。

程晓农认为，由于党国通过鼓励告密和日常监控制度化来掩盖政府制造的谎言、压制民众的不满，所以，虽然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告密不好，但社会上并不排斥告密行为。而在美国，小学老师会注意区分telling（情况报告）和tattle（打小报告），前者是为了让他人免于麻烦（如某小朋友的安全有危险），后者则是让他人遇到麻烦。美国老师往往会教育小学生，用告密让他人陷入麻烦，是道德上错误的；而中国人当中却有不少人故意通过告密来诬陷他人，以达到卑鄙的个人目的，这些人是不道德的党文化和告密制度造就的劣质品。

程晓农说，所有共产党国家都依赖监控和告密，这样来形成政治恐怖，迫使老百姓顺从。毛时代以革命划线，鼓励举报反革命，告密深入家庭内；胡赵时代，广泛的告密受到抑制，但秘密线人仍然在行动；江胡时代，告密开始全面制度化，深入校园、教室；习时代，网络信息员全面开花，网上匿名告密蔚然成风。长期延续的告密文化把中国社会的正常道德标准彻底瓦解破坏了，卑劣行为得到奖励，是非被完全颠倒。当党的一代又一代干部从政治积极分子当中培养出来，而年青的积极分子的政治前途又是从充当告密者开始，政治精英群里就充满了人格卑污的人，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何清涟表示，告密者各国皆有，但只有极权专制国家才会形成可可耻的告密文化。中共的告密文化是苏联克格勃制度与明代厂卫制度杂交而成，但更多一些极权文化基因。毛时代的告密者得到的报酬是计表现分，视告密者所处位置，给予积极分子、升职、参军提干招工招生等各种优待，现代则通过经济报酬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告密者网络。

夏业良说，毕福剑事件看似偶然，却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往深处说，其实就是邓小平时代留下的隐患。中国若想进入政治文明与开放时代，对毛的全面历史评价就是一道无法回避的分水岭。由于自身参与毛领导的诸多运动和争斗，以及当时许多拥毛领导人仍在世的原因，邓刻意回避去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相当勉强地来了个三七开，不但保住了毛的一部分政治遗产，也保住了党国和自己不光彩的颜面。这样的敷衍必然给其继任者留下政治难题，前两任领导人也刻意回避历史性评价。江从利己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出发，事实上把官方往昔所鼓吹的“崇高理想”全面庸俗化，包括他本人的市侩表演也使大众从对政治家的“伟人”期盼下降到对常人甚至是庸人的预期。进入胡时代，最高领导人谨小慎微，甘于无所作为，只求明哲保身。因其思维偏左，故下意识地重祭腐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牌位，事实上纵容了意识形态的大倒退。习全面掌控权力之后，呈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势，前朝所遗留的所谓“三个自信”以及为他个人量身定制的御用理论“中国梦”几乎是糊涂胆大的同义语。习把毛时代被动接受的意识形态熏陶积极主动地转换为他自己的精神源泉和政治资产，除了选择性反腐博得一片喝彩之外，两年来的政绩和言论乏善可陈。如果毕福剑事件成为大众从此不敢非议毛和毛时代的标志性红灯，那么习路线无非是毛时代的现代翻版。

（美国之音 宁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