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有最基本的做人的底线，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人；一个政府和政治人物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底线，否则，就不能叫做“政府”和“政治人物”；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人物要有一个最基本的现代执政文明底线，否则，就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人物。
所谓底线，就是最低标准，是高压线。
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典故叫“约法三章”，故事发生在汉高祖刘邦身上。根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公元前206年10月，沛公刘邦的军队在各路诸侯之前到达目的地咸阳，驻军霸上。秦王子婴驾着白马拉的无装饰的车子，颈上系着绳子，捧着皇帝的印玺标记，来到霸上，下车立于路旁，向刘邦军投降。刘邦军诸将中有人提议杀秦王。沛公说：“当初，楚怀王派我进军咸阳，就是认为我能宽厚待人，再说秦王已经投降，杀降不吉祥。”于是嘱秦吏带路，引兵进入咸阳。本想在秦宫中住宿，樊哙、张良等人提醒刘邦不要这样做。于是刘邦封存秦宫府的财物，把军队撤出咸阳城，回军霸上，并召集附近县城的父老及知名人士开会。会上，沛公刘邦宣布：“父老乡亲们受秦的苛刻法律很久了，发牢骚的人要杀，还要株连全家；两人说话也要抓住杀头。我与诸侯军相约，先入咸阳者为王，我应为关中王。现在我和父老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偷盗者用相当的刑法治罪。其余都不按秦刑法行事，诸行政吏员们可以像平时一样供职。我到这里的目的是为父老乡亲们除害，不会侵犯骚扰民众，你们不要害怕。我所以把军队撤回霸上，为的是等各路诸侯军的到来。”这些话，通过秦吏通告各地，关中民众都非常高兴，争着送牛牵羊犒劳沛公军士，沛公推辞不受，说：“我军粮食不缺，不需要大家破费。”民众听了格外欢迎，唯恐沛公刘邦不留下来当秦王。（汉元年七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壐符节，降軹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亡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飱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仑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讲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标准并不高，也就是最基本的政治底线，只要想做，很容易做到。这几条看起来也很简单，但却是他最终战胜项羽赢得天下的关键。项羽由于不懂得把握这一政治底线，只知一味杀戮，所以最终失败。由此可见，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人物或者政府，要想政治上获得成功，有时候也很简单，就是要懂得把握政治底线而已。在皇权时代，这个底线的基本点就是首先要让老百姓能够活下去。这一点，就中国而论，除了秦二世一类弱智的混蛋抑或秦始皇一类伟大的混蛋，大部分帝王还都有这个意识，也大抵能够做到。
什么是现代执政文明底线？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在《真理报》上从侧面做过通俗又精彩的阐释：“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
在这里，普京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视为一个有良心的政府必须给予人民的“三种东西”，把这当做“执政者的责任”，当做“一个国家执政文明”起码应当达到的标尺，一个政治人物和政府的“良心”之所在。在他看来，如果连这最基本的几条都做不到，你就“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
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所以在他执政期间，这几条他都义不容辞地做到了，以至于给了一直相信“中国若动荡，比俄罗斯还惨”的国人“五个没想到”——
第一个是住房不要钱：“在俄罗斯居民住房不收费，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 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
第二个是用水没水表：用于日常生存所必需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索性连水表都省了。
第三个是看病不花钱：手术免费，住院免费，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不管你是不是俄罗斯人，只要在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人得了病，救护车就给你往医院拉，就给你治。
第四个是教育倒贴：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的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全体学生一顿丰盛的、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如果你实在想不通问一问俄罗斯的家长，他会告诉你一个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不讲理的回答：“学校不供餐，让孩子们到哪吃饭呢！”
第五个是失业要批准：“为了控制失业人数的增加，俄政府规定，大量解雇人员，必须在解除劳动协议前3个月向国家就业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解雇。”……
这样的幸福生活恐怕是现在正在做着“中国梦”的国人所不敢想的，但在“亡党亡国”后的俄罗斯，普通的俄罗斯公民都享受到了，而且他们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到有什么了不起，更不会因此而对普京和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感恩戴德，在他们看来，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俄罗斯，政府官员公示财产也是政府执政文明的应有之义。对此，普京斩钉截铁地说：“谁不愿公示财产，就一定是贪官！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公示自己的财产。公示财产世界上有现成经验，无须试点。试点是禽兽拖延和借机转移财产的借口。”
在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政府也有自己的坚守。普京强调，俄罗斯不会对互联网设限制和进行全面监控。他在最近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新闻自由，公民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权利——民主国家及其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应严格履行。
另外，普京政府在对待苏联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评价上，也从侧面昭示了他的现代执政文明底线。对这一问题，普京的回答是：
我们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谁怎么说，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重提损失，你们知道，现在谁也不能指责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那么对我国来说其后果就会悲惨得多。
正面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尤其是存在过镇压。这是事实。我们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遭到镇压。这种管理国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能这样做。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我们遇到的不简单是个人崇拜，而是反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罪行。这也是事实。关于此事我们也不应当忘记。
从普京的回答可以看出，他谈斯大林的功过，其言论极有分寸，始终同斯大林的内政，特别是大规模镇压，划清界限。每谈到斯大林和卫国战争的胜利的时候，都不忘批判斯大林的镇压政策。在讲成就的同时，指出“所花的代价太大”，并且认为这种大规模屠杀自己同胞的做法不能简单地说成“个人崇拜”，而是“大规模罪行”，明确表示这种管理国家的方法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一点上，普京的搭档梅德韦杰夫也说了类似的话。梅德韦杰夫说，国内各族人民都遭受了以1937-1938年为顶点的恐怖。“在战前的20年期间消灭了我们人民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和等级。实际上消灭了哥萨克。‘剥夺富农’；使农民大伤元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遭受了政治迫害；所有的教会代表都遭受了迫害。”梅德韦杰夫坚决驳斥为镇压辩解的论调，他说，到现在为止可以听到一种说法，这么多的牺牲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目的”。梅德韦杰夫声明：“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不能为镇压辩护。”“我们很注意同伪造我们的历史作斗争。不过为什么常常认为，问题只在于不允许改写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结果。而重要性并不亚于此的是，不允许在恢复历史的公正的外衣下为那些消灭自己的人民的人辩护。”
从以上的种种言论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现代政治人物，普京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自己所领导的政府都设置了一个执政文明的底线。其中包括普通国家公民应该享有的居住权、健康权、受教育权，还有就业权、言论自由以及对政府官员财产的知情权，另外，就是不能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目的”实行镇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不能为镇压辩护。”
普京谈到的这几种东西恐怕也是他所强调的执政良知之所在。
谈现代执政文明底线和执政良知，所以联系普京，并不是因为像国内的许多普粉一样，对他特别欣赏。而是相反，特别是克里米亚—乌克兰事件发生后，普氏留给我的印象简直就是准斯大林主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还能讲出上面提到的那些话，实在是出人意外，特别是联想到我们那些至今沉迷于血色浪漫的红色权贵们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不让人对他高看一眼。这并不是说普京多么了不起，只能说明这位前苏联的克格勃上校在苏联解体以后已经开始认同普世价值，并开始向世界文明社会靠拢了一步而已。
而在中国，这些世界现代文明社会所认同的最基本的东西，却几乎都成了问题。不说其他，只说普京谈到的几条，在中国，就几乎翻了个个儿。
先说居住权、受教育权和健康权。在中国，这几项普通老百姓应当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得到的东西，都成了政府捞钱的手段。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高房价几乎一夜之间让中国的中产阶层灰飞烟灭，地方政府离开了房地产寸步难行；教育产业化作为启动国内消费市场的杠杆，为中央政府所认同，大学高收费掏空了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子，同时也日益堵死他们通过子女读书改变家庭命运的途径：碧水蓝天、无公害食品已与中国远离，高昂的医药费不知压垮了多少个家庭……政府和官员们两眼只是死死地盯住“经济增长的数据”，至于“执政文明”、执政底线、执政良知等等，恐怕连想也未曾想过，更别说有所表现了。所以，说中国的政府官员缺乏起码的“执政文明”意识，缺乏起码的执政底线和执政良知，一点都不为过。至于言论自由方面，就不必说了，谁都心里明白。
说我们的红色权贵们没有现代执政文明底线，也表现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例如，对毛的评价。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和权威的当家人，领导了近三十年，竟然让8亿人从来就没有吃饱过肚子，而且饿死了三千多万人，仅凭这一条，对其进行任期考核，起码要追究其渎职罪。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直到现在还被我们的执政当局当做伟人供奉着，还要让全体国民对之顶礼膜拜，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
所以，在我们这里，权贵们虽然自诩为“宇宙真理”化身，其实至今还没有接近现代执政文明底线，以至于连当局所认同的朋友普京先生也从心里瞧他们不起。从普京的上述言论我们不难听出其针对性——那简直是在扎中国“执政当局”的心窝，打中国“执政当局”的脸！同时，人家也在明明白白地同你划清界限，即使你不断地向人家抛媚眼，一厢情愿地声称与俄罗斯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
当然，要求中国的权贵们靠近现代文明底线还很不现实。改革开放30多年，他们除了贪腐方面胃口越来越大、花样越来越多之外，在政治上却一直毫无长进，也不想长进。他们的所谓讲政治，就是保江山，而保江山，也就是保特权。这其实就是秦始皇们的“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家天下思想，与95%以上的中国民众和80%以上的普通的中共党员是毫无关系的，与现代政治文明是不沾边的。
不过，虽然我们无法让他们接受现代执政文明，但作为一个国家公民，我们却应当在思想上为他们设立这样一个底线，并以此对其进行政治审判，使他们首先在我们的心里失去合法性。在当下的中国，能够在这一点上形成全民共识，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