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经济学里的一个规律：服务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提升一般较制造业缓慢，并用以说明大陆经济转型/再平衡导致的GDP大幅放缓乃不可逆转。同一个道理可说明：香港自80、90年代以来的港陆产业融合、制造业被掏空，而新加坡能够依靠与大陆的区隔保住相当份额的高增值制造业，导致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新加坡的GDP表现优于香港，贫富悬殊也没有香港那么严重。
大陆GDP增幅下滑势难挡
大陆今年一季度GDP增幅继续显著回落，同比从去年第四季的7.4%，跌至7%，其势甚急，但业界对这个刚好符合官方预期的齐头数依然颇感疑惑。有论者按《经济学人》设定的“克强指数”的更大跌幅推算，一季度GDP增幅事实上未能“保七”而只有6.7%左右。看环比的话，一季度的增长更是只有5.2%。
有趣的是，官员一方面把事态在宣媒上描绘作“新常态”之下的“很正常”，另一方面却不断在政策层面推出各种刺激方案；
大陆《新浪》等新闻平台报道李总理耳提面命说重话，责令东北各省领导把那里全国最糟糕的数据“搞上去”。看来，习惯了GDP崇拜之后，要安然适应“新常态”之下的经济现实，连总理自己也做不到！如果真是相信“慢一点就是好一点”的自慰话，则东北各省的情况便是比全国其他地方都更理想，何需三申五令去催谷？
可见，现时大陆从经济界到民间，最一般的心态依然是憧憬高增长，希望捱过目下一段“苦日子”、待到“成功转型”之后，经济重新纳入快车道、羡煞全球。例如，大陆发展经济学权威林毅夫，至今还未放弃他的“8%高增长还有20年”之说，只不过把“增长”二字悄悄改成“增长潜力”。不过，这种寄托着强国梦的一厢情愿，连一直称道大陆发展模式的张五常教授，也不再以为然。
坊间大陆经济增长放缓的讨论，一般只谈到两个内在因素：人口老化与劳动力增长衰竭乃至萎缩、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无以为继。从这两个因素推导，大致上可得出“经济需转型”、“产业再平衡”的结论，这个没有错。经济转型、产业再平衡，指的分别是减少GDP里的投资比重、增加消费份额，以及减缩制造业、扩大服务业。这是两组不同的概念，但在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之际，归根到底就合并为一条：包括私人和公共服务的消费须逐步转化为GDP的主体成分。当今发达国GDP的服务业占比约七至八成，制造业占比则大约一到二成半；大陆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占比分别是五成与四成左右，可见服务业比重增加，的确是大陆经济转型、再平衡的大方向（经济理论导不出这个结果；这纯粹是人类的生物性和心理决定的：富裕之后更偏好服务而不是实物）。
问题是，服务业的产值增长速度一般而言低于制造业。于是，在经济转型、再平衡的全过程中，当GDP中的服务业比重愈高、制造业的比重愈低，GDP的增长速度就必然下降，一变不回头。因此，希望捱过“苦日子”、经济重新出现快增长第二春的想法，乃是一种虚妄。觉今是而昨非，“中国模式”带来的“中国速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是GDP中的制造业比重长期过高的结果，完全符合发展经济学家Albert Hirschman的“所有超高速增长都必然是不平衡增长”的论断。
服务业的产值增速一般而言低于制造业，这个经济现象，主流经济学家最初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观察到，到了60年代后期，更在实证上确立、在理论上解释了。简单地说，在任何生产过程中，假如外在因素不变，单位资源投入的边际产出值是生产活动的技术水平决定的；因此，产值的增速，就系乎有关的科技水平的提高。然而，客观的物性决定了服务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提升，一般慢于制造业。举一个比较极端但相当普遍的例子，说明此点。
一位补习老师悉心教导一个中学生解答一道与阿基米德原理有关的浮体力学习题。可以想象，生产这个教育服务所需的原料、工具和技术，大约就是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一支铅笔、几张白纸、一位起码受过良好高中物理教育的补习老师，以及她的30分钟的时间，这无论是在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末的日本、20世纪中叶的香港、还是21世纪初年的美国，都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提供补习服务所牵涉的技术，两百多年来未曾提升过。不只是补习服务，其他教育和训练，例如教授芭蕾舞、画画、园艺，训练开帆船、当律师、修理水喉，以及大多数的私人贴身服务如修甲、跌打、老人护理、物理治疗、心理治疗、性服务，等等，大致上也如此。这些类型的服务，经济学里称为“技术停滞的服务”。
当然，有些服务是依赖一些制造业产品才能提供的，那么情况就可能不同。举例说，某燕梳公司要处理大量数据，外判给一个电脑服务公司代行；为了提供这个服务，后者要购入一个新型的数据处理器，聘请一位软件顾问工程师工作一个月。很明显，处理器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性价比不断上升，但软件编写的技术就不会那样突飞猛进，故此，处理同样复杂大量的燕梳数据，50年前的硬件部分成本可能很高，占总成本的九成；15年前，硬件技术进步了，硬件成本可能只占总成本的一成，但编写软件的技术没有大变；到了今天，硬件成本更可能占不到总成本的1%，软件还是得一行一行地编写，有关技术可谓“五十年不变”！那么，“替燕梳公司建立一个数据处理系统”这个服务的制造业技术含量本来很高，占成本的大部分，但到后来就差不多微不足道，变成上述的补习服务一样，主要是一种人力心智的投入，生成这个服务的效率因而不会随着时间过去而显著提升。
服务业产值增速不及制造业
这里要注意的是，一个这样的数据处理系统建成之后，所提供予该燕梳公司的“数据处理服务”的效率，50年之前和今天比，当然是今天优胜得多，但这是另外一种服务，不同于“替燕梳公司建立一个数据处理系统”，前者所属类别，经济学里称为“技术可进步的服务”，后者则称为“技术渐近停滞的服务”。
服务业既可分成三类，即“技术停滞的服务业”、“技术渐近停滞的服务业”和“技术可进步的服务业”，而其中两类所含的关键技术，到最后都难以提升，而只有一类的服务业的生产技术提升速度等于某些制造业产品的技术提升速度，所以，总的来说，服务业的平均技术提升必然比制造业慢。正正是这个原因，当一个经济体的GDP成分里的服务业产品比重逐步提升、制造业产品比重日益下降的时候，其他因素不变，则这个经济体的GDP（社会总产值）的增幅便必然拾级而下了。
与上述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因素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另外一个直接牵涉人的因素。因为制造业的生产科技含量比较高、水平提升比较快，制造业员工本身需要掌握的科技知识水平的提升速度也必须比较高，才可以在制造业的岗位上胜任愉快。简单地说，制造业工人的技术质素比一般（不是所有的）服务业工人优秀，而且差距会愈来愈大；那么，二者生产出来的人均价值差距也愈来愈大；换句话说，服务业人均产值的增幅愈发不如制造业。
由此可知，发达国的GDP增长一般比较慢，不是因为它们富裕（“起点高”），而是因为“富裕经济里的人的消费以服务为主”，而服务业总产值的增速，往往因为生产技术和从业员技能的增长都比较慢，因此一般不如制造业。
服务业和制造业产品的总的技术有机含量的变化，可以借助这两个产业部门里的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产出的产品价值）的变化来量度。这样量度出的差异有多大呢？在美国，1929至1965年之间，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升幅，刚好只是制造业的一半。这种大小的差别，如果再加上制造业总产值的份额相对服务业也大幅下跌，最后令GDP年平均增幅下跌一半或有多，便不足为奇。
5年前，当世界上的发达国特别是美国受金融危机困扰、大陆经济增幅鹤立鸡群之际，加州大学经济学家B. Eichengreen和他的同事正在做一个研究，检视1957年之后世界上所有国民经济曾经高速增长然后增速大幅下跌不复元的事例，得出如下结论：高速增长然后大幅下跌的现象，通常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以2005年购买力算）；观察到的增长幅度平均下跌接近一半。到了这个水平的人均GDP，正是服务业份额已然较高并相对于制造业不断增加的阶段，他当时估算，中国大陆于2015年达到这个收入水平。此外，他还特别提出警告：在汇率长期人为地偏低的经济里，这个GDP高速增长然后大跌的现象特别普遍。由是观之，大陆从今年起，GDP年增幅再下掉两三个百分点，也是合乎经济规律的事、一种合理的“常态”；假如为了非经济原因，强行把增长速度拔高，那就是重蹈覆辙。
同一道理解释新加坡GDP增速近年高于香港
香港自80年代起，制造业陆续掏空，至90年代初已经完成；按产值的GDP占比，制造业如今只剩下1%。同期间，新加坡制造业的GDP占比同样大幅收缩，但程度与出口旺盛的发达国雷同，今天依然有20%，稍高于美国的19%，和日本一样，略低于德国的22%，而且剩下来的制造业，都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技术提升比较快的企业。上文说过，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含量和员工掌握的技术水平一般提升比服务业快，所以制造业的工资增长也较快；事实上，今天新加坡的制造业工资平均是亚洲最高的。由此可以推断，80年代以后，新加坡因为保有相当份量的制造业，GDP平均增幅应该比香港高。这个推论，有数据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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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和新加坡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年）至2013年期间各年的GDP增幅【图】，此期间，两地的经济时有同步反复，都是因为同时受到外来冲击；这些冲击包括第一、二次石油危机、亚洲金融风暴、科网泡沫爆破，以及次按危机。由于香港的金融业比重较高，受冲击后的反应比较强烈。
首先，以1989年做分界线，把这段长达49年的时间分成1965至1989、1990至2013两个等长的时段。然后，以简单目视法作如下判断：
一、在第一个时段里，港、新两地的GDP增幅大致“不相伯仲”。如果以6%或以上的增幅为“高”的话，在这个年期里，香港有16年的“高”增长，新加坡有22年，胜过香港；不过，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些单方面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在这个时段里，香港经历了为时3年以“67暴动”为高峰的文化大革命的溢出效应打击，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引致的震荡。这两个事件的影响一共历时4年，在在重创香港经济，GDP掉到6%以下。相反，新加坡告别了独立年之前的大动荡，发奋图强，迎来了整整十年的稳定“高”增长，至第一次石油危机才中断。如果撇除这些对香港不利、对新加坡有利的非经济因素，“不相伯仲”就大体上说得过去。
二、在第二个时段里，香港的GDP增幅表现相当明显不如新加坡。期间，香港只有9年的“高”增长，而新加坡有16年。
星贫富悬殊程度比港低
要注意的是，此第二个时段跨越1997年，当中的6个“高”增长年出现在1997之后的15年里，3个在1997之前的8年里，分布相当平均。这个时段里的GDP平均增幅明显低于新加坡，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香港的制造业给完全掏空了而新加坡却保留了好一部分而且是技术含量最高、产值增长最快的制造业。
不仅如此，新加坡因为还有相当数量的制造业劳工而香港没有，而新加坡的制造业员工工资平均十分高，故我们可以推断新加坡的贫富悬殊程度应该比香港低。如果我们看两地的坚尼系数，的确如此：新加坡的是0.46，香港的是0.54。
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对世界经济而言，有利也有害；对香港的害处之一是完全掏空了本地的制造业，影响了香港近25年来的GDP增幅和贫富悬殊的程度；对新加坡而言却可能恰到好处，让它的经济形态和产业比例与发达国趋同。这显然是因为新加坡与中国大陆保持了一定的政经距离所致。
上述按数据得出的直观看法，有待严格论证。不过，如果有人认为特府的港陆融合政策是好的、香港1997年之后的经济表现不如新加坡是因为“有人搞搞震”，那倒是与数据不相容、拿不出根据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