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主编辛灏年先生曾致书本文作者刘国凯先生，坦承自己不赞成刘先生的“人民文革”理论，并以黑格尔的名言――“用别人的概念来标志和证明自己的理论，极可能落入别人的陷阱”赠送刘先生，以为共勉。但是，刘先生认为“没有文革史，何来文革反思”的立场是对的；反过来说，“没有正确的文革反思，又何来真实的文革史”，则同样正确，甚至更为正确。当然，根本的问题，还是“为何反思文革”与“反思文革什么”？
一、“彻底批判”呼声的意义及偏废
文革四十周年已届，文革反思之声四起。何谓反思？就是事情过后回过头去思考。分析事情为何发生；判断事情的性质；研究事情的各种效果以及对今后有何借鉴等等。反思可以从整体着眼，如果事情的规模非常巨大，也可以就事情的某一部分、某一章节进行反思。当今，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主流话语实际上还停留于相当粗糙的层次。一场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社会大波被官方极为简单化地判定为“浩劫”、“动乱”。而这“浩劫”、“动乱”又简单化地归结为“皇权主导下的全民发疯”。这个官方的“判定”和“归结”得到所谓学术界以及民间大多数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官方和学术界以及民间基本上都得出同样的共识：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的坏事物。中共建政以来搞过许多政治运动。对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官方与民间的评判总是大相径庭。唯独对文革，官方与民间竟有如此的共识，这到也真是咄咄怪事。不过，官方和民间还是有龃龉之处，那就是民间要求对文革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如巴金之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馆”之类。但是官方却要淡化处理、就此止步。官方的处理程式是，既要彻底否定文革，又要免谈文革。这个龃龉的谜底何在？在于民间对文革作“彻底批判”的目的是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发动文革大祸的毛泽东，而官方尽管在高层内部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微词甚多，但却绝不愿在社会上公开批判毛。民间的“彻底批判”要求无疑有其重大的积极意义。因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公开正面的批判一旦启动，其深度、广度将不会局限于这一点上，而势必会导致对中共政治体制的重新评判。这有当年赫鲁晓夫的批判斯大林可作参照。它将导致共产党政治制度面临全面危机，这也就是官方为什么拒绝“彻底批判”的原因。但是，民间的“彻底批判”呼声尽管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却也有其偏废之处。文革固然给国家民族带来一场大祸，可是在大祸之中有没有闪光的东西？在这场大祸中民众究竟都是毛泽东的奴才走狗，在助纣为虐，还是有些民众在这场社会大波中借助种种契机去进行反抗，去争取、维护自身的权益？文革大波有没有造成共产党神圣光环的暗淡？有没有造成中国社会思想上的觉醒？而且“彻底批判”把矛盾锁定在毛泽东身上是否全面？毛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文革中许多血腥事件是否都与他直接相关？如1967年3月的青海赵永夫大屠杀；1968年7月的广西韦国清大屠杀。把“彻底批判”的矛头只指向毛泽东，显然将复杂的事情作了简单化的处理，使许多惨案的直接主导者逃脱正义的审判。
二、没有文革史何来文革反思
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彻底批判”呼声尚且有其偏废之处，更遑论把文革大波一古脑判定为“全民发疯”的谬误观点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偏废、谬误？在于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文革史。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反思都须有个前提，就是反思须以事实作根据。否则反思就成了凭空臆想、盲目推断。对文革作整体反思须以全国文革史作依据，对文革中某些重大事件作反思亦须以该事件的记录为依据。迄今为止中国文革史修编状况如何？就官方而言，仅广西修编了一部内部读物《广西文革大事记》。其他就是某些文士的个人行为。如王年一的《大动荡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这些标榜为文革立史的书籍，其实史料片面、行文粗糙。基本上是按照中共高层的政治意图对历史作相应的切削。从这类书中，人们绝对看不到文革大波中民众许多力图挣脱，乃至已经挣脱官方羁绊的抗争行动。一场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文革大波，在他们的笔下就成了“清宫秘史”和“全民疯狂”。另一部“文革十年史”，其作者是严家其先生。只是，此书走的亦是官方路线。(此书问世早在1986年。以严家其先生的民主理念，如果是近年问世，想会有大相径庭的谋篇布局。)除了这几本以史为名的书之外，就是某些官方名人如吴德、汪东兴、徐景贤等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真实性、可读性须作别论，但有一样可以断定的是，这类回忆录将更深地把人们对文革的观感导入了“清宫秘史”的死胡同。然而，文革大波决非只涉及社会上层的宫廷阴谋、名人角力。如果说以史命名的著述和名人回忆录对人们有“秘史导入”效应的话，那么更多的文学作品就在制造哈哈镜，对文革大波作了极端歪曲化的描绘。在这方面，正直的文革史学家宋永毅先生作过相当完整的统计。他指出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当今流行于世、认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系属“全民发疯”的观点，以及造反派是林彪四人帮的走狗、是文革浩劫的制造者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这些文章的误导。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文章并不都是官方直接手笔，有许多系来自独立文人的笔下。甚至连我们尊敬的巴金老人都有所涉及。如果说在中国国内有中共官方有形无形的压力和导向的话，那么在海外应不致有曲意迎奉的动源，可为什么在海外一些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上亦可常读到这类文章呢？中共对海外华人报章固然作了相当的渗透，但那些文艺副刊当不属中共“统战”的主要目标。合理的解释是，由于那1229型的文章产生了强大的戈培尔效应，使很多人对文革大波的了解都来源于那1229型的哈哈镜中的歪曲形像。可见，尽管四十年岁月的流逝，使人们本来可以定下神、静下心来反思文革，但是由于中国目前文革史修编的极端滞后，使反思非但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更可能使反思误入歧途、坠入陷阱。文化大革命各地走势、形势相较，既有其个性也有其共性。应予明了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以省级为单位的。一省之类，文革的走势、形势基本相同。省与省之间则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故此，修编文革史应首先修编各省的文革史。在此基础上修编全国的文革史。只有在真正能如实记录当时社会各个领域、层面、侧面的文革史问世后，文革反思才能有坚实的基础，不至被哈哈镜导入胡思。
三、中共扼制文革史修编的原因
一段历史的修编有赖于史料的收集。史料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口头相传，二是当时的书面文字记录。口头相传会有无意误传和有意误传，而且还有辗转相传的偏离效应。书面记录亦会因当时记录者的不同立场、不同观点而至有所侧重取舍乃至隐匿夸大。故此，修编文革史是一件极为艰巨细致的工作。四十年的岁月逝去。许多当事人已经作古。当年二十岁的小青年也年届花甲。口头相传的史料渐将稀薄。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夏季镇压中结束后，(笔者持三年文革论)又持续有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在经年的政治清算和处决狂潮中，原来流落民间的文革书面文字资料大都在持有者的恐惧中销毁、失散。中共当局当然掌握着一定数量的书面文字资料。但这些资料被共产党视为国家机密，不准外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正直的研究者想修编不落当局话语系统的独立文革史，恐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99年，海外的文革史学家宋永毅为修编文革史曾专程回国收集文革资料，不料被中共逮捕。罪名是窃取国家机密。后幸得西方学界大力声援救助，共产党在将他羁押近一年之后不得不释放。于此可见中共政权对真正文革史的修编怀有多么大的戒心。戒心之生系因一部真正的文革史对中共政权将发生摧毁性的作用。中共对文革的经典官方评判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再由御用文人，和某些心智昏乱的独立文人把“浩劫”、“动乱”的罪责加诸到“造反派”民众的身上。但这一切必须以中共的伪文革史为依据和基础。一旦真正的文革史如实反映当时世事的文革史问世，情况将发生彻底变化。真正的文革史将会告诉人们，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至今仍装成文革受害者的大人物，在1966年6、7月间怎样翻脸无情地把许多共产党省级大员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泽东交账；又怎样心毒手狠地在大中学教师中、机关干部中、大学生中、甚至工人群众中大搞第二次反右，大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将会告诉人们，1967年早春各地军方怎样把大量民众打成反革命份子，予以逮捕监禁。青海赵永夫怎样丧心病狂、惨无人道地向手无寸铁的女中学生开枪扫射。将会告诉人们1967年夏季的武斗是哪些群众组织挑起的，是怎样加剧的。哪些群众组织是滥施暴力者；哪些群众组织是被动防卫者。将会告诉人们，湖南道县、广西宾阳一类大屠杀是怎样发生的。屠杀者是谁；被屠杀者是谁。屠杀者为什么要、为什么敢去屠杀，被屠杀者为什么被屠杀、为什么不敢反抗屠杀。……真正的文革史还将告诉人们许许多多几将被历史尘埃所湮没的故事。如湖南的张九龙、雷特超等人在1967年的文革高潮中怎样密谋组织以推翻中共政治制度为目的的地下政治组织。广州的晓兵怎样单枪匹马地在街头绝食，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被剥夺了居住、工作、生活权利的人们呼吁请命。最后他受尽折磨，牺牲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广州几千名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怎样在烈士陵园广场绝食，要求军方释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群众。这场持续几天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于是，一部真正的文革史既揭露了共产党的斑斑劣迹、狰狞面目，还记录了民众的反抗乃至许多可歌可泣的斗争事件――“人民文革”，这对当今民众此起彼伏的维权斗争一定会起到借鉴和鼓舞作用。正由于如此，中共政权就绝对要扼制真正文革史的修编。
四、中共的反思远优于民间的反思
中共政权虽然扼制真正文革史的修编，但它却不动声色地在进行反思。它的反思与民间的反思取得了一个共识，就是再也不要搞文革了。中共控制着大量文革资料，自然也从中提取了许多思绪。而且，由于中共高官“站得高、看得远”，他们从自身的和其他高官的文革经历，深知文革对共产党政权危害之大。他们从惨痛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共产党内部无论有什么矛盾斗争，都必须党内话党内说，党内矛盾党内解决。绝不可象毛泽东那样把党内矛盾拿到社会上，去借用民众的力量来解决党内斗争，以至让民众中的胆大妄为、居心叵测、仇视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者逮到兴风作浪的机会。民间的反思也表达为不要再搞文革了。民间出于对“破四旧”的反感；对“红色恐怖运动”的憎恨；对群众之间武斗暴力行为的反对；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厌恶；对大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利用、抛弃、镇压民众的深恶痛绝，如果文革分期定为十年的话，民间还有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迫害运动的极为恐怖的记忆，所有这些而至民众提出再也不要搞文革了是很可理解的。但是，这一基于残缺不全的史实所作出的反思也是片面的。因为它没有看到文革大波其实有很不利共产党政权的一面。民间的这种浅层次的反思实际上把文革看成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不知道文革这个化合物可以分解成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两个内容。而且官方文革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毛泽东的文革清洗和地方官僚、军方的文革镇压。如果说文革绝对不要再搞，那应是指官方的那个文革。至于人民文革，历史当然不可能简单重演。存在于1966年秋冬到1968年夏的人民文革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再发生。但是，那种趁着共产党内斗而造成的历史契机，利用共产党内部矛盾所造成的缝隙，去撕裂共产党的政治结构；去打击共产党的统治秩序；去维护争取民众应有权益的斗争精神和斗争策略，是应予以去借鉴和继承的。从这点意义上来说，人民文革应该再搞。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当今中共官方对文革的反思远优于民间对文革的反思。中共官方反思到了点子上。而民间的反思是跛脚的。共产党在大骂文革时，它心里面实际上是在骂人民的那个文革。而官方文革镇压民众的那一套它还在实行。拼命叫嚷要“彻底否定文革”的邓小平不是在1989年搞了比当年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更大规模的大屠杀吗？同样声称“绝不再搞文革”的当今中共领导人不是又在讪尾开枪杀人吗？毫无疑问，中共政权在“绝对不要再搞文革”的表面宣称下，实际上仍在使用官方文革的手段。它“绝对不要再搞文革”的真实目的是通过这一宣称来从思想上缴民众的械，震慑民众不可使用文革时期民众使用的抗争手段。反观民间的反思，竟也附和着中共的调子，高叫绝对不要再搞文革。可是官方才不听你那一套，它照搞它官方文革那一套无误。而民间则在这个高叫中自动解除了思想上的武装，不去研究借鉴人民文革那种借助各种历史契机去冲击共产党政权，争取维护民众的权益的斗争策略。
五、“人民文革”论的构建以史为据
在文革四十周年即将来到之际，我完善了“人民文革”之说。此文在《北京之春》06年元月号上发表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极表赞同和支持，也有人情绪极为激动，迫不急待地来进行反驳。坦率地说，对此我胸有成竹。因为我的反思是建筑在真正文革史的基础上。那就是我1971年秘密撰写的《文化革命简析》；1996撰写的《广州红旗派的兴亡；2005年撰写的《基层文革泥泞路》。这三部共四十六万字的著述虽远不足为文革立史，但其记述的许多史实用以支撑起“人民文革”说力度尚属从容。本来，对历史问题进行研讨；对观点进行商榷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可是，细读近期的一些反驳文章，不难发现它们都不是在作严肃郑重的讨论，而是在发泄一种情绪。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屑于以史实为据而轻率地妄下结论。除了下笔之心气浮躁、思绪混乱；行文之不着边际、杂乱无章外，文章的作者们大都是自话自说，并不能对“人民文革”作出针对性评判。稍微能谈得上是观点的，如“反官僚不反体制毫无意义”论、“专制统治者与人民合一”论、“专制政权下反迫害无正义”论等等其实都不堪一驳。在较正常的驳论不能达其目的后，文章作者常求助于胡搅蛮缠的诡辩。如笔者明明在鞭笞伐挞官方文革，肯定人民文革，而那些文章的作者们在罗列官方文革的种种劣迹后，再突然气势汹汹地转过头来责问笔者，这样的文革你还再要搞一次吗？鉴此，笔者更加深悟“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一语是何等的言简意赅。对坚持偏见者已没有必要与之再作理论。共产党的名言是“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无疑是半虚伪、半含玄机的政治套话。而笔者则说：相信人类历史、相信社会正义。笔者七十万字的文革史论，白纸黑字、存留人间。一切留予历史和社会去评说。
六、历史之锤在敲打撰史者的良知
翻阅几本所谓的文革史著，不觉感慨万千。这些号称数十万字的著述竟然连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二次反右，和1967年2、3月遍及全国的镇反运动都不予提及。这是偶尔的疏忽吗？当然不是！真实缘由是什么呢？是邓小平及镇反运动的实行者、或他们的继承人都位高权重。而且这位高权重的人们正在给作史者以优渥的待遇。由此笔者不禁想起一个史学界里众所周知的历史小故事。西元前548年齐国国君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崔杼愤而杀之，并另立国君。齐国史官伯据实记录：某年某月某日崔杼弒君。崔杼见文怒而杀之。伯之弟仲继书“崔杼弒君”。崔杼再杀之。其弟季继而再写。有南史氏闻崔杼已杀两人，推想弟季亦将遭不测，遂毅然进京，继死难史官兄弟之业。半路得知崔杼不敢再杀弟季始折返。这是上古，近古亦另有一故事。明成祖朱棣靖难夺权，此行为坚持正统名分观之文士所不齿。朱棣为正其名分、制服天下名士，令最负盛名之文士方孝孺为之撰诏。方孝孺拒之。朱棣怒曰：“不从诛尔九族！”方孝孺凛然答曰：“便诛十族奈何！”于是一场诛十族之大祸由此而生。看看中国古代文士之傲然风霜、铮铮铁骨，再看看当今中国文士之趋炎附势、奴颜媚骨，不觉仰苍穹而长太息！然而，中国正直文士之风骨幸而未绝。宋永毅先生回国搜集文革资料被囚而矢志不改。最近又在筹画“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之大型历史作业。为撰真正文革史作厚重铺垫。想中国文革史卷将由此开启新的一页，人间正气、社会正义由此伸张，国家民族当受益匪浅！
《黄花岗》2006 年第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