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西方价值观和网络讨袁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一次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称：“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课堂；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此言经报道后，一片哗然。有公民在网络上发出联署动议：呼吁袁贵仁下台。网络“讨袁”的小戏剧高潮是，网民们借反腐败东风，朝袁贵仁后路下手，一篇揭露袁贵仁儿子违规送审教材获利的举报信在网络疯传，这篇写给中纪委的实名举报信有细节有数据，有署名有电话，可信度相当高。袁贵仁有没有关说或者关联交易，虽不能下结论，但袁贵仁身为教育部长，儿子却在出版社做教材买卖，令人不由得不质疑。
教育部长为何出此教人愚昧之言？他难道不了解世界大势和社会诉求么？深谙中共朝廷为官和为奴之道的袁贵仁，一定对自己的讲话“九死未悔”。因为，做官为奴的全部奥秘，不仅在私下的关系运作，而且更在台面上的站队、跟风。讲话是一种表态，是一种政治市场上的出价和投资。袁贵仁为官多年，当然深谙中共官场宁左勿右的道理，又摸准了当今习庆丰帝的底蕴和爱好。
按说教育部长对一国之民的教育负有相当重大的责任，应该为将国民培养成独立有尊严，有创造力的文明公民而殚精竭虑；但现时红朝教育部长却不必有此考虑，恰恰相反，怎样打造奴民，怎样制止大学校园对普世价值的诉求，怎样永葆红色江山特权利益万年，才是其考虑的重中之重。
大船左转，独裁趋深
中国大船在习庆丰帝登基之后全面左转，已是不争的事实。邓时代两大政策已被全面抛弃，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另是：“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现在门面和遮羞布全然不要了，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斗争重启，不断加深本已撕裂的社会思想壕沟。
转捩点以习近平的八‧一九讲话为标志。这篇讲话一改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和不争论的策略，主动地对普世价值进行防御和反击，给思想文化界定下“打左灯，向左转”的基调。
邓时代鉴于毛时代的集权灾难，提倡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寡头集体领导制，结果轮到胡锦涛为总书记时，已经是弱主当朝。九龙治水，主弱臣横，腐败更烈，多人负责形同无人负责。习氏当政，逢太上皇江氏老迈，中纪委俨然厂卫利器，一举拿下前朝权臣周永康，令计划等人，一时朝廷上下悚然，惊呼新君手段了得。
中原文人二月河氏效法郭沫若吹捧毛太祖，对习庆丰帝赞誉为当代雍正，认为其反腐败举措可胜雍正。然以老夫愚见，习庆丰帝确可与雍正有一比：雍正登基前韬光养晦，终登大宝；庆丰帝登基前则貌似无为，以致薄三贝勒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外媒传闻薄三贝勒私下议之为阿斗和汉献帝。薄三狂妄之极，志大才疏，原不足成事。习庆丰登基前身段柔软，君不见到重庆为薄三贝勒站台的九铁帽子王爷（常委），除胡、温、李克强，均为唱红打黑背书么？习王爷也不例外。今日薄三贝勒身在秦城，一定对中南海延续其政策切齿不已。
如同雍正拿下年羹尧隆科多一样，习庆丰帝拿下周永康和令计划后继续集权。继九个小组长“黄袍加深”，更出台国务院、人大、政协、高法、高检党组向常委汇报工作之举，却把中纪委党组排除在汇报之外，此举意味深长。主管国务院，人大的这些常委低头汇报之际，俨然臣子而非助手。高检、高法汇报纯粹是抚慰下国务院，人大的这些常委。而中纪委又不汇报，则说明中纪委的核心之秘，不宜在常委会上共享，或者中纪委超然于这些汇报组织之上，俨然与常委会鼎足？
中共的“民主”和集权，完全依领导人强弱而定，各种扩大会、生活会，都是固权和弄权的手段，完全看在哪一个层级自己的支持者人数多寡而定。
习庆丰帝似已坐稳大宝，定于一尊，高官大吏纷纷下狱，朝廷百官能不惊恐？教育部长能不惊恐？能不赶紧跟进表忠心？
“周小平”们云集朝廷
大势如此，主上皱皱眉头，耸耸鼻子，臣下们早就观察出主上的所好与朝廷风向。
主管网络的臣下们早就一马当先，提出几个底线的论调，雷霆迅猛地抓捕网络大V多人，以行政手段钳言封口。
主管文化的臣下则组织文艺座谈会，以为毛时代“文艺与工农结合”的忽悠还能有还魂丹的作用，结果捧出了周小平，遭到了左右各方的齿冷。
主管学术的也不甘寂寞。社科院长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在社科院防止敌对势力的风声日紧。
宣传系统也“佳作”频现。《辽宁日报》记者没有把调查的锋芒指向高官大吏，反而指向卑微如老九的大学教师，指责他们在课堂上发牢骚；《求是》杂志又刊登浙江宣传系统人员大作，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大学教师贺卫方与前大学教师陈丹青。
各种拼图已经拼出了一副文革卷土重来的画卷，而且锋芒都指向了党争夺的意识形态重地——高校。高校不仅事关思想文化走向，更事关学生思潮。学生是追求民主、自由，向当局索要民主人权，还是俯首为奴，俯首听党的指挥驱使，这更是当局的心头大患。
这种态势下，教育部长袁贵仁再不及时跟进表态，他的乌纱帽还能保得住么？
一百年前，作家吴趼人在《糊涂世界》中提及做官秘诀：要把上司当爹娘一样伺候。上官所好就是下官所好，上官所恶就是下官所恶。今日中共朝廷，做官专家辈出，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陛下说要七不讲，臣下敢讲么？臣下忙不迭地说要盯住西方原版教材，不让它们“腐蚀”青年学生，才是升发保官之道。
遥想春秋时代，讲学自由，著述自由，自嬴政得鼎，太监赵高，丞相李斯等三人的著作成为钦定教材，万世一系，系到如今，红朝开国之初羞答答唬人的讲学著述自由早不见于宪法；红朝从小学语文教材即有“共产党万岁”的洗脑迷魂香，到大学教材制止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渗入，教育部长——红朝太常卿、太仆等亲贵忠于职守，制止西学渗入，是为对朝廷有功，宜加官进爵，皇上应赏黄袍马褂才是。
贵仁早成贵人，贵人还能早生贵子——不仅生出主管出版社教材的总编辑贵子，还生出一系列狙击西方先进文明和普世价值的果子——愚不堪言的中国大中小学奴民教材。老夫在中国一大学执教文学时，对着课间休息时仍为毛邓三课（毛邓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学说的简称）考试发愁的女大学生，调侃毛邓三课说：“这种高深的学说，咱是一万年也搞不懂的！”想必在贵人们看来，老夫也属于高校中那抹黑和宣泄之辈。
关河万里无穷事，岂独教育成教愚？！
《争鸣》2015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