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王岐山打老虎两年多，级别越打越高，范围越打越大，打到现在，已是官场一片狼籍，高层人人自危。此情此景，再要说共产党反腐不力未免苛责，但若要说中共打虎成功，则又明显估计过高——还是那句话：别说治本，连治标也还相差十万八千里。王岐山本人也坦率承认，目前的反腐败形势是“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言下之意，谁胜谁败还悬疑着呢。“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手”的、边反边腐毫不在乎的大有人在，说明王岐山的第一步目标“不敢腐”尚且难以实现，至于“不能腐”、“不想腐”的后两步目标，显然遥遥无期，比“中国梦”还要遥远。
明眼人早已看清，尽管王岐山干劲冲天，“谁说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腐败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信这个邪”，但以腐败的发生率、覆盖率以及对“腐败文化”——以腐败命名文化，这不是一个好词儿——的普遍认可程度而言，共产党就是腐败党，苍蝇拍不完，老虎打不尽。或者说，反腐败就是反党，不反党难以彻底反腐败，所以，习近平、王岐山所发动的反腐败运动，乃是一场没有前途、无法收场的绝望的战斗。文革史专家、八十五岁的哈佛大学马若德教授两年前曾断言说，习近平不可能深入反腐。不久前他又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将使中共人人自危，因为即使中共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涉腐，加上与其共同腐败的配偶、子女、亲戚及其他腐败合伙人，也将达到四、五千万的整肃规模，这样子反腐不可能不反过来危及习近平当局自身。马若德说，把苍蝇都拍完了，共产党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的普通百姓在经历了反腐运动最初的意外惊喜之后，也逐渐陷入“审丑疲劳”。贪官污吏大抵相似，除了名字不同，受贿，卖官，通奸，批土地，卖资源，倒项目，分国企，老婆管内务，情妇做掮客，子女不在国企掌舵、就在上市公司当高管，家族子弟各显神通、个个发财……，这些情节大同小异，甚至房子数不清，护照一大摞，现金堆成山，这些离奇细节也惊人雷同——毕竟是同一个腐败党教育培养出来的好干部。打掉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之后，除非再打下来几只“巨虎”或“虎王”，否则已很难让观战者兴奋，让民众叫好了。
事实上，对习王强势反腐败的民意支持，随着时间的流逝，并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除了“审丑疲劳”，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让人们对反腐败渐感失望：
其一，“打老虎”明显的选择性让人心不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落马“老虎”副职多、正职少，前任多、现任少，候补委员多、中央委员少，平民子弟多、红色后代少，更引起人们警觉的是，习当局对“团团伙伙”、“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厉指控，让人们对反腐败运动受到党内权力斗争、官场恩怨等政治毒素所污染的严重程度感到担忧，打老虎是否具有起码的平等性、公正性、正义性也让人大失信赖——如果说人们对反腐为主、权斗为辅尚可接受，而对假反腐之名、行权斗之实，打别人的团伙、拉自己的山头，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了；
其二，习王反腐模式顽固坚持以党治代法治、以纪检代司法的一党专制体制，具有明显的反宪政化、非法治化特征。只注重集权而忽视限权，让人感觉到习王的兴趣所在，只在报复性整人，而不在建设性改制，只关心肃清政敌，而不关心改革政体。
王岐山曾说要“以治标换取治本的时间”，但两年多了，像官员财产公开这样简单易行、又可靠又有效的制度设置却推三阻四，迟迟不肯确立，这就让人很难相信当局真的有反腐治本的诚意了。在共产党里，整人搞运动谁不会呢，有“红色基因”在那里，过去叫“路线斗争”，现在叫“反腐败斗争”——若习王只能停留在这个层次，对于中国社会，只能满足民粹对“李刚”们的报复欲，哪有什么建设性可言呢？
当然，说习王反腐只懂抓人、整人，不思政改、立制，并不是说中共打老虎不对，也不是说打老虎已经扩大化了。共产党搞任何政治运动都难免扩大化，唯独打老虎运动不可能扩大化。红二代是老虎窝，中南海是虎头山，江泽民、李鹏、曾庆红涉嫌贪腐的事迹几乎国人皆知，都还安然无恙，讲扩大化未免言之过早。
去年底，习近平再度表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和“不定指标、上不封顶、有腐必反、除恶务尽”的决心。官方权威媒体随之爆出“铁帽子王”、“庆亲王”等新说法，一时让人萌生无限遐想。中纪委网站的署名文章将庆亲王说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其实，历史上的庆亲王奕劻是个亦正亦邪、善恶相兼的复杂人物。奕劻是慈禧太后临终前懿封的清朝最后一位世袭罔替“铁帽子王”，三年之后，别说他的庆王爵位，就是大清皇位也无法世袭罔替了，所以，他倒是名副其实的亡国亲王。
庆亲王是晚清重臣，既是路人皆知的著名大贪官——据信其贪腐或不下和珅（庆亲王贪腐成性而一生平安，没有被抄过家，具体贪了多少终究是个未知数），又是坚定的洋务派、开明派、对外开放派、立宪政改派、满汉平等派，光绪朝做过首席军机，宣统朝做过“皇族内阁”首相，政治上继承了恭亲王奕欣和李鸿章的衣钵，组织上绝对服从慈禧太后，是袁世凯亲密无间的铁杆盟友。当辛亥革命爆发，庆亲王力主朝廷休战、退位，为维护和平、建立民国作出过特殊的贡献，是载沣、溥仪父子最为痛恨的“满奸卖国贼”一类人物。
那么，当今谁是“庆亲王”？以家庭出身、官衔地位、贪腐事迹的历史可比性而言，尤其是从两会期间曾庆红前秘书施芝鸿气急败坏的表现来看，中纪委矛头所指，已经呼之欲出。另一个“曾庆红危矣”的证据，就是“亲北京”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出人意料在《华尔街日报》提出“中共残局”论，随后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沈大伟挑明了中共统治崩溃与习近平背弃曾庆红路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沈大伟看来，曾庆红主持制订了一种“积极地、能动地通过开放和尝试引导变化的发生来维持统治”的可调适性路线，而习近平所选择的则是一条拒绝政改、强化镇压的死亡路线。关于反腐败，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做法具有强烈的攻击性，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政党是难以承受的。在政治上，沈大伟此说颇有见地，但这也就为习王打老虎的选择性与正义性的平衡出了一道更大的难题。
与昔日庆亲王一样，今日曾庆红也是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贪得无厌，足智多谋，有顽固自私的一面，也有开明务实的一面，既是官场巨虎，也是政坛巨匠。如何才能既清除庆亲王那样的大贪巨虎，又维持并扩展庆亲王那样的政治开明，昔日清王朝没有做到的事情，今日习近平当局是否做得到？这恐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争鸣》2015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