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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大师李光耀

3月23日,新加坡政治强人李光耀先生辞世。李光耀最大的功绩,就是把新加坡从一个第三世界的蕞尔小国,提升为第一世界的经济强国,而且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然而,在这共识之外,如何为李光耀盖棺定论,却远非一件易事。

料事如神的李光耀在世时,显然预料到了后人的困难。他并不在乎记者如何编排他,但他在乎认真的学者如何给他下结论。他说,能够给他下定论的,“是以后的学者,那些将会依据事件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研究的学者”。而他给自己下的定论是,他不是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而是实用主义者。

李光耀的确是实用主义大师。或许只有用实用主义,才能解释李光耀一生中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举动和言论。也只有用这个实用主义,才能解释为何一直坚持反共的李光耀后来又亲共,为何全世界在六四血案后都唾弃中共的时候,李光耀公开挺邓小平、挺中共,为何和中共领袖一边保持良好关系,一边又让世人警惕中国的崛起。

台湾学者刘晓鹏查阅了中国外交部解密的自1959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多份电报和档案,指出,其实“一直坚持反共”的李光耀,早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就积极与北京接触,借机拉抬自己的地位,利用新加坡人的恐共情绪,求取自己最大利益。刘说,“他其实没有特别主义信仰,而是依政治需求友共、反共、友华、反华”。

李光耀和中共领袖邓小平的关系,就是建立在一种实用主义之上。1978年10月,邓小平首次出访被中国一直称为“美帝走狗”的新加坡,获得李光耀的高规格接待。邓小平对新加坡的成就印象极为深刻。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要求中共停止革命输出、停止支持马共和印共。邓小平回应了李光耀的要求,李除去后顾之忧,甚为感动。

后来,中共在六四事件后被全世界孤立之际,李光耀投桃报李,公开挺中共,为邓小平雪中送炭。他一方面为邓小平血腥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辩护,称“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历届中共领袖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都认为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其实,李光耀的新加坡外交就是一种“务实外交”。他崇尚这句外交名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

就是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2009年9月访美时,公开呼吁美国要制衡中国。2011年1月,李光耀出新书《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书中提到:中国崛起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崛起的中国必然寻求霸权,而中国的霸权不会是柔和的霸权;中国的“永不称霸”的承诺难以取信于人;因此,他希望美国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在亚洲发挥制衡中国的关键作用。

他的“新加坡模式”其实也是一种实用主义,即,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加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有人称这个模式是一种软独裁,包括中央集权、廉洁政府、经济自由主义,以及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对言论和公众集会自由的严格限制。中共几届领袖都对他的“新加坡模式”赞美有加。这个模式在眼下的中国,似有大行其道之势。

李光耀的去华语化在新加坡饱受批评,但也是出于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实用主义考量。李光耀在1960年代决定建立英语的主导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华校的政治立场普遍亲大陆红色政权,李光耀自传中提到对“华校”亲共立场的担忧,认为华校是培养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的基地,所以,明知去华语化会弱化新加坡文化,他也必须这么做。

李光耀对自己的实用主义有个解释:“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是对的,但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只是为了这个“光荣的目的”,新加坡人民付出了不少公民权利、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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