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丧期间一片死寂，这里是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的演说者角落（Speakers' Corner）。不是因为痛失领袖而是因为强制禁声，让新加坡唯一可合法申请集会之地蒙上阴影。李光耀刚过头七，生前的功过恩怨，仍旧为世界热议。支持者、反对者多从效率VS民主、法制VS法治进行争辩，或是论战他的独裁合法性，但其实这些争论从李光耀执政到退休未曾停歇，双方立场思想各异也不会有交集，更厉害的是，李光耀施政以亚洲价值自居，成功的将争论转换到东西文明对立的层次。
到底有没有亚洲价值，现在看来似乎是瞎子摸象的罗生门：儒家新加坡摸到的是大象的左后腿，伊斯兰马来西亚摸到的是右后腿，双方唯一接近者在于，他们都坚持鞭刑；中国最绝，摸到鼻子大喜，说我和你们都不一样，这就是中国特色；前腿则由台日韩分别诠释，有的说摸到什么就是什么，有的听中国说了心里有点动摇；至于泰缅柬寮等都骑在象背上，谁管什么价值。这当然只是个笑话，不过正点出亚洲价值的虚幻无边，而李光耀适时适份的利用宣传，也印衬出其如虎如狐的马基维利本质。
再回到李氏新加坡的发达模式，乃是被中国遵为一党专政、强人政治（以及不敢承认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好榜样，并用以支持中国特色的德不孤必有邻。在笔者看来，说新加坡是民主抑或专制，都不能描绘其全貌，也会落入东西价值观冲突的窠臼。倒不如说李氏集团以类比时代的治理手段，管控着新加坡度过惊涛骇浪，直到数码时代的今日，仍旧束缚着半岛岛民。类比时代的特征有二，一是治理者能够准确的解析被治理者，因此推出的政策可逼真地描述自然界的真实面；二是类比时代的资讯量远少于数码时代，当遇到相似的问题，治理者以简单的方法即可处理，达成同样效果。
以新加坡名闻遐迩的鞭刑为例，先看看这一段话：“本岛人……大都文化及生活程度低落，拜金思想又强烈，以短期自由刑拘禁于现制监狱，不仅丝毫不觉痛苦，反而怀有安居温饱之恋，故应带以科处罚金或笞刑，使切合实际。”这是否为李光耀“治理华裔社会，你别无方法”的正式公文？其实这是20世纪初期日本治理台湾的法律，某种程度上让台湾迅速进入路不拾遗的秩序。也许是深受日本占领时期的启发，也许是怀念英国殖民时期的传统，李氏集团从新加坡建国到千禧年后的今日，仍然继续使用此刑，对付他们心中卑劣难驯的华裔。又比如面对民主化的要求，除了选区划分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伎俩之外，新加坡还推出集选区（GRC）方式，从1988年以来，这招已成人民行动党把握政权的无上法门。此选制表面上保障了少数族群（如马来、泰米尔）的利益，但设计上却扭曲成每个集选区的参选群体都必须涵括一少数族群，少了这关键人物，则无法参选。这让笔者联想到旧日美国，黑人族群在法律上只被视为是3/5的人，没有参选与被选举权，但是加总之后的人口数却仍计入整体，因此有利于蓄奴州的议员数。现代新加坡效古遗风，只是针对的是多数族群，让许多“福建、广东目不识丁的苦力后代”，继续做3/4到5/6不等的人。
李光耀似乎真的走了，但他的遗产与党羽依然继续控制着新加坡的核心。数码时代的新加坡，不再面临共产主义、马来西亚或印尼的明显威胁，却遭遇国内发展的困局，例如狂欢渐退的博弈与人数渐增的移民。典范已在夙昔，新问题却源源不绝的产生，当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节节下降，李氏集团是否还可以透过胡萝卜和鞭子，让新加坡人继续停留在类比时代，世界都很好奇，特别是对于李光耀模式心领神会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