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大陆人最关心的新闻不是在京召开的两会，而是上周六（2月28日）前央视名记者柴静上载到YouTube的那部关于大陆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一部103分钟的严肃作品的点击率竟然不到两天便已过亿，劲破以发明“骑马舞”出名的南韩男歌手PSY（朴载相）2013年创出的纪录。
此前，柴静已出版同名的书，销量也不错，但没法与视频比哄动；没有新的内容，表达方式也不过是典型的TED-talk，却单凭使用了互联网上的视频平台，风头便盖过共产党每年搞的两场大龙凤，无怪中宣部要急煞车，下命令禁止所有媒体登载任何有关的讨论文章和访问、关闭所有有关的网上论坛。
雾霾政治学
如果大家看过《穹顶》或者有留意有关的新闻，当知这部纪录片那么多人关注，一个要因是柴静把矛头指向当今大陆两个同时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和最大的贪腐集团：“石油帮”和“煤炭帮”。前者的老巢在辽宁，与周永康、薄熙来有关；后者盘踞在山西，是李鹏家族的旗舰。民间普遍认为，这两个集团的大靠山就是江泽民。
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是大陆社会大问题，13亿人几乎全都是受害者，而柴静上载视频的时机可说非常微妙。之前一天（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刚把无甚作为还传出有贪腐行为的前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刷了下来，安排到政协里投闲置散，空出的职位由清华大学校长、环境工程专家陈吉宁接替。由于石油和煤炭都涉及污染，控制这两个行业的权力贪腐人，必须安插一个自己友打理国家环保部。1996至2006年期间，江泽民之妹江泽慧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林科院是国家林业局管的，周生贤那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据说他就是因此得到机会“低攀”江泽慧、再高攀江泽民，最后受江提拔塞给胡温当上环保部部长的。
传闻属于江派的部长撤职，本身已经是新闻，此时推出《穹顶》，新部长多少也要有所反应，而且不可能不是正面的反应，而事实上新部长的确出面称赞《穹顶》、表示支持；如此，纪录片便似乎很有“后台”。民众关心的事，党竟然力撑，哪有不火的？但如果相反，如果党觉得给片子抢了风头，有必要压住舆论的关注，那就更好，因为从来党愈要禁制的东西愈馨香。如此，柴静“食硬”党中央。
当然，这个讲法假定柴静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民间人，单挑江、李两股势力，适时制造议题，推动环保。然而大陆人当中更流行的一些讲法，则是认为柴静绝对不可能没有背景。这些“背景论”分两种，其一可称为“权力派系斗争论”，认为柴根本就是“学习团”的人，借一个重要社会议题发难，关键时刻引起关注，把矛头指向习要清除的两大帮对手的两个最大弱点：排污和贪污。贪污谁都贪，但混杂了排污，就特别刺眼、分外显得可诛。
此派论者认为，以柴静一己之力，怎么可能访问到那么多的专家、官员，而那些专家、官员在访问中又竟然可以那么大胆发言揭国企老大的老底，向着“石油帮”、“煤炭帮”搞“勇武斗争”？按这派理论的思路，前天下达的禁制令，就是江、李派控制的中宣部的动作，借“防止冲淡两会主题”为名，急急压住《穹顶》的攻势，并推出现代版的“革命烈士”、上海市法院因公殉职的法官邹碧华的宣传活动占据媒体空间（虽然笔者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这位法官的真正伟大处怎么比得上假样板雷锋、刘英俊）。
“背景论”之二就是在反对改革开放的“毛左”当中出现的“路线斗争论”。这派认为柴静在《穹顶》里把能源这一块关乎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国有化程度最高的行业打成污染的元凶，并声言要由新兴的、主要是私人资本（太子党加外国人）控制的再生能源全面取代，那就等于是埋葬社会主义江山、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持此说的人数不算多，以大陆的《乌有之乡》和在美国的一位大陆毛左移民教授办的《红色中国网》两个网站为主要舆论阵地。
其实，上述两套理论，甚至再加上原先以柴静为民间人独力反污染的讲法，都是完全可以彼此兼容的。
大家知道，严格来说，习近平才是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是打江山那一代高级领导人的儿子辈。胡温的角色，等同老蒋和小蒋之间的那个总统严家淦；江泽民则是一根赘指，论革命功劳其实微不足道，当年搞学运绝对比不上今天香港“双学”的周、黄出色，论年龄，却比高级红二代高半辈，上了位却成为高级红二代接班的障碍物；他的前度拍档李鹏，更是不知所谓，没有半点象样的红色基因。但偏偏就是江、李和他两人的党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抢先把几乎所有重要而有私利可图的位子都占据了；这些“笋位”大量集中在大型国企，以其垄断地位赚最多的钱兼得政府最多的补贴优惠，成为最好的贪腐温床。
于是，十八大以后才掌权的人当中，谁想把那些已被占有的有利位置夺过来据为己有，就必须大洗牌，而最佳策略就是借反贪腐之名义向江、李控制的行业和国企开刀。于是，早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提出“经济改革要继续走市场化道路”的习近平，便很自然地伙拍“跟雾霾有一个私人恩怨”的民间人柴静一起反污染了（大家留意到，最近打下来的江派大老虎中老虎，除了薄熙来，都不是高级红二代，但薄是一场意外引爆出事的，政治野心也太大）。
我们不必过分怀疑柴静真有反污染的原动力，甚或可以把她的行径理解为她在借党内权斗去搞环保。不过，在大陆的政治环境里，公民意识本身从来不起作用，而任何进步自发性归根到底都是危险的。到头来民间人柴静的《穹顶之下》很可能是就是三十年前魏京生“民主墙”的翻版，用完即遭弃，再坚持便有难。一亿人一天之内听你连续讲一个半小时的道理也如痴如醉，连毛泽东在内哪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办得到？对专制人而言这是不能容忍的。
雾霾经济学
《穹顶之下》纪录片中提到：一、大陆现时每年约有50万人死于雾霾污染，比三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增加465%（按此两个数字推算，三十年前的空气污染致死人数大约是88000）；二、大陆的空气污染虽然严重，但伦敦1952年那次雾霾灾难期间，情况却比大陆恶劣得多。笔者利用搜集到的数据资料算了一下，觉得第二点的结论有问题。
英国官方资料说，1952年发生在伦敦的那场雾霾灾难，令大约3750人在大伦敦范围内过早死亡。当时的大伦敦人口是820万，死亡率因此大约是1╱2186。今天大陆的情况，我们可作如下粗略推算：以88000为现时“正常”空气污染之下的一年死亡数，500000 －88000 =412000为特别严重污染时段（相当于伦敦1952年的12月灾难时段）中的一年致死人数。今年大陆人口13亿6800万，故严重空气污染灾难在大陆发生时的死亡率应该是412000╱1368000000 =1╱3320，是大伦敦当年的2╱3左右。不是差太远，但人家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大城市！
此外，英国当时的GDP和现在大陆的不同，英国的面积也与大陆不一样，假设：其他不变，则GDP愈高，污染浓度愈高；面积愈大，污染浓度愈低。如是者，我们作空气污染比较之时，作适当的调整，便更能见问题所在。
英国的面积是243610平方公里；1952年的英国GDP相当于今天的4911亿英镑，即约7416亿（今天的）美元，故当年的英国GDP╱面积比是每平方公里304万美元。大陆的面积是9596961平方公里；去年的GDP是92404亿美元，故去年大陆的GDP╱面积比是每平方公里96万美元，即大约是英国1952年时的1╱3左右。如果大陆的经济发展下去，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体生产力增加3倍、等同英国1952年的话，其他不变，空气污染浓度或者空气污染灾难死亡率便是伦敦当年的3 ×（2╱3）=2倍。
因此，《穹顶之下》说现时大陆空气污染程度比英国1952年的低，是可以用单位面积生产力比英国当年还低来解释的；一旦单位面积生产力追上人家当年，空气污染就是人家的双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如《穹顶之下》所述，人家当年已经做到百分之百先把劣质煤洗净之后才燃烧，而大陆今天只是小部分做到。
《穹顶之下》指出一个大陆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通病：漠视利益冲突。柴静的研究谓：订定污染标准的官员，主要不是环保部门的人，而是中石油等能源国企巨头派到环保部的人。这是非常荒谬的做法，好比派警察坐到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的大部分位子上去一样。这个荒谬做法是没办法改好的，因为大陆的统治阶级哲学就是“共产党能够管好自己”，尽管党垄断了国家的所有经济权力且不断行使。就算明天人大开会改变现状，让其他企业╱行业的人取代石油帮去订定全国污染标准，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归根到底党是一元化领导的，总有一个人的权力绝对大于环保部的决策委员会；当这个大权的人腐化了，无论委员会如何组成，也没有挽救的能力。同理，没有三权分立的概念，司法无以独立，法治就无法保证，因为始终有一个人比法大。大家看看是谁委任王岐山去“打虎”，就知道那不是法治了。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环境污染是一个“市场失灵”问题，具体便是所谓“界外效应”引致的：我任意排污，省到的钱全部是我的，灾害痛苦绝大部分是人家的，我因此倾向置之不理。人人如此，便出问题。按理，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个办法是通过政府强力执法，做到排污者自负排污成本，即做到“把界外效应完全内化”，便能解决问题。像大陆那种专制政府的权力很大，表面看最能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因为她有“一元化领导之下漠视利益冲突”的这个罩门，因此反而最不能解决问题。
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共产党再蠢也能明白，但因为贪恋权力垄断，所以明白了也没有用，否则就不是共产党了。对权力的无限贪恋，与对着钱财的无限贪腐，其实是专制政权的一体两面。今年打倒了所有大小老虎，十年后虎患再现，结果老虎就都是习、王派系里的人。共产党里出现新阶级并不是偶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