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无论“新常态经济”被作何种诠释，有生产的地方就有产能过剩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用国内消费能力与库存量相比，后者在前者三百倍以上已是保守估计。
这个宏观分析数据并非大而化之的表述，其反映在重要产业方面则可获微观证实。比如，曾自命为“民族工业”的汽车生产行业，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靠向经销商转移库存而保持业绩，而经销商的去年亏损面积超过了百分之七十。
消费者支付隐形“附加税”
对国计民生影响的其它行业情况更加糟糕，库存比之于消费能力已经高达千倍。如白酒行业，一些国资背景的中级品牌在积极寻求整体股权抛售。不管是特定项目的管理层收购（MBO）还是不特定对象接盘，在之前的产能扩张过程中，企业管理层乃至国资控制层都捞够了“工程好处费”。对某个投资三十六亿的扩产项目系列进行该方面的样本调查，“工程好处费”与项目总投资之比已经达到了一比七点三。
排除政治秩序治理层面的评判，仅从政治伦理方面看，过去十余年的大规模全国产能扩张实际上是一个不公平加剧的过程。那些无以计数的“工程好处费”意味着消费者要向生产者支付隐形且不当的“附加税”。大量隐形且不当的“附加税”最终破坏了市场秩序。中产及以上阶层的大量境外购物已经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他们有能力做境外旅行即旅行费用本身不会形成负担，而其获得的商品性价比是国内的三倍以上乃至数十倍。尽管一些境外购得商品系国产，但在其生产流程中就已经严卡了质量标准，使同类同签同型产品的质量高于国内数倍。更为致命的是质高产品的出口价远远低于国内同类同签同型产品。这种极大的价比差别，对国内中产以下消费者也是极为苛刻的“附加税”。
以胡锦涛交权的文本（十八大报告）来做精确考察，中国今日所谓经济成就本质上是以巨大社会不公平为代价的。胡报告称：中国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总量从全球第六到全球第二的跃升。更有一些与当今中国统治集团有利益共谋关系的国际不良资本势力，将第六至第二的跃升视为人类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然而，巨大的社会不公已经是胡习交接班时的“未解难题”。
统治阶层深病于“代码症”
胡在十八大报告中提了“八个必须”，其中第四个是“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逻辑上讲，“三个代表”在推动以巨大不公平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也留下了八个巨大的几乎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破坏。同时，“八个必须”也是胡温留给习李的任务清单，而今仅靠反腐一项推进社会公平几无任何可能。反腐新政固然在品位上远胜于“三个代表”与“八个必须”之“代码政治”——此已成为顽固的政治疾病，但是，反腐新政被极端突出实在说明改革资源的匮乏，且是极度匮乏。
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或者说没有解决此问题的政治资源，任何改革均不免失败结局，乃至于以社会全面崩解为代价。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能称得上“全面改革”的只有公元初的王莽改革。今日所谓的全面改革与王莽改革的广度与深度相比，实乃十不及其一也。王莽在解决最关键的土地所有权过度集中问题上失败，不得不放弃此项核心改革。还有，在王莽将土地所有权列为第一改革目标之前，已经有过“师丹限田”的同类改革失败。
当今“代码症”统治之下，与王莽土地制度困境相似的或曰同质的是，国企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矛盾。国企能否“股给人民”是习版“全面改革”的关键之关键。但是，这又几无可能，因为习政治有所谓底线限制，“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是也。而国企“股给人民”，绝对是统治集团视为颠覆性错误之重大者。
奢侈品消费巨大“内外差”
产能过剩与改革资源匮乏并存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基本政治特征，在现有统治条件下，半个世纪不会出现根本性转变。统治集团处于知而不为的无奈状态，乃至于不顾国际上利益相关方的劝告。在胡习权力交接之前，就有劝告性言论曰：“阻碍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继续增长的不是全球危机，而是社会不公平。”可以说，而今中国社会的不公平像无法治理的雾霾一样，时不时会弥漫社会，极为微小的公平举措如平反了一个十年刑事冤案，社会就像偶尔看到了蓝天。
中国社会因严重不公而致使底层社会缺乏应有的购买力，所谓扩大内需也直截了当地成了政治谎言。消费方面的不公体现在奢侈品市场上尤为明显：去年一年，中国本土奢侈品消费折合为二百五十亿美元，同比呈现下降趋势；境外奢侈品消费为八百一十亿美元，同比呈上升趋势；如此“内外差”是高端购买力阶层的经济信心反映。尽管这里面也有涉及国内隐形“附加税”因素，但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内外差”与两种经济现象有明显的关联。其一是，香港投资者整体上不看好大陆经济，于是，出现了三月二日的“沪港通”沽空机制（Short Sale）的首日零交易；其二是国民资本外逃加速，估计今年内外逃量将会达到三千五百亿美元。
从较为专业的角度看，即使今年六月份摩资指（MSCI）将大陆A股动态纳入其指数体系，也不会对香港投资者有提振对大陆信心的作用。陆港经济交流更像大陆意识形态体系的“空档车”，有转速而无里程。香港投资者经验老道，他们不可能相信一个政治失败的经济体除了资本外流迅速之外，还会呈现经济方面的勃勃生机。这也是中国改革伦理“先经济后政治”的最后死局，因为任何一位有权能的改革者在真心上从未想过实行政治改革。
《争鸣》2015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