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图景：资本加速撤离工厂接连关闭工人骤然失业……
——对中国制造业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当下，中国经济正在步入自己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经济在2015年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面对市场上的通缩和一些外资的撤离，中国的制造业还能不能像曾经的2008年那样渡过自己的危机？供过于求的产能过剩、伺机增殖的富余资本又如何寻求自己的活路？
欲解开这些经济迷局，《福布斯》中文版高级采编吴晓波2月11日发表的《中国制造业熬过了2008，却熬不过2015？》，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2月5日，日本西铁城公司突然关闭在中国广州投资的工厂，致使上千员工一夜失业，并由此拉开市场焦虑中国制造业厄运临头的大幕。
在对珠三角、长三角制造业的年关审视中，吴晓波发现了一些制造业大省接连出来了工厂倒闭的消息：诺基亚将关闭北京和东莞工厂，东莞和苏州两地数家万人制造企业破产倒闭，温州的传统制造业每天都有企业在消亡……
为什么这些制造业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唱起了对台戏呢？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所致，还是全球的市场通缩所为？如若不是，又还能是什么呢？
李嘉诚资产的逃离与即将的央企反腐，很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面。
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让资本的盈利空间正变得越来越窄。中纪委的高压反腐，也让那些与腐败有染的关联企业、渉腐资本，越来越像惊弓之鸟那样，惶惶不可终日。香港李嘉诚资产的撤离中国，也许是从政治上嗅到了危险的信号，而隐身潜行“走为上”之计，把风雨摇摆中的中国资产金蝉脱壳到海外，以规避政治风险。中纪委以渉腐为名而彻查与周永康、令计划案相关联的诸多上市公司，似乎敲响了那些渉腐资本的末日丧钟。四川刘汉“汉龙集团”400亿黑金帝国的顷刻覆灭，也许让那些渉腐资本看到了自己末日的影子。本属于刘汉的400亿汉龙集团因渉腐涉黑而顷刻间从他的私人财产权中荡然无存了。如此大手笔的抄家入库，化私为公，想一想，都会让那些依靠官商官倒原始积累、一夜爆发的资产大佬、董事巨头，心惊肉跳，魂魄出窍。周永康、令计划都能被拿下，还有谁碰不得。中纪委的这句狠话，绝非虚言，而是时不时从传言被坐实。有人以马云是互联网电商巨头为由，而断言他的阿里巴巴不会被拿下。而有着浓厚外商投资背景的马云，却很有自知之明，直言阿里巴巴也没有这种能量。薄熙来的重庆打黑，以涉黑为由，而把重庆的民营企业打得哭爹喊娘，倾家荡产。习近平的反腐打虎，渉腐资产，也是朝不保夕，厄运当头。政治环境的变化，其对资本、财产安全性、盈利性的影响，必然会被很快潜移默化到企业家的精明嗅觉中去。“三十六计、走为上”，也许成了他们逃离这个是非之地的最后一招。
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不看重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力。经济基础固然决定着建筑其上的上层建筑之核心的政治，但政治却也用自己的反作用力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与走向。
所以，政治气候的变化，很多时候实则就是经济走向的风向标。只有头脑精明、嗅觉敏锐的人，才可能透过这种变化而捕捉到暗含其中的巨大商机和经营风险。李嘉诚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多被业界誉为能够玩转中国政治变化的投资大师。
当笔者按照这种逻辑思考外资逃离中国的时候，2014年3月30日被凤凰财经转载过来的《李嘉诚撤资背后的北京高层政治新版图》一文，似乎很能印证笔者的这种逻辑推演，可谓是相隔万里、恍若隔世，却不谋而合。
以下片段主要是这篇文章的摘要。
该文披露，政治的决断影响着到商业的兴旺与衰退，而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甚至可以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影响官场大局。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盘根错节让企业无法摆脱政治漩涡，而商业领袖的锒铛入狱的背后常常是官员的落马。李嘉诚作为如此世界级华人巨商，自然也难以逃脱这个逻辑。
该文还披露，在江core时期，李嘉诚家族在中国大陆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江卸任后，胡core接任中共领导人，李家在大陆的商业并未受到影响，李家的生意还算畅通无阻。但在2013年7月底，也就是习任职刚过半年之际，李嘉诚开始出售香港零售业翘楚——和记黄埔旗下的百佳超市，李嘉诚从中国“撤资”就此加速展开。
透过李嘉诚的撤资中国，中国高层的更替是其中不容小觑的背景。
据悉，2013年1月，一位香港小学生写的作文《李家的城》疯传网络。在这篇作文里，青面獠牙“吸血鬼”模样的李嘉诚头像便出现在“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罢工事件”的现场。工人们在位于中环的长实总部门前拉起横幅：“全球华人首富，剥削工人致富”；“养起李，养不起家”。而李嘉诚也从“超人”变成了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万恶资本家”。
惯常与北京高层密切关系的李嘉诚，其在内地经营起来的庞大商业帝国有没有涉腐或权力寻租下的利益输送，这都很难说得清楚。按照刘汉经营黑金商业帝国的逻辑，政商之间相互的权力寻租、输送利益，这都是极寻常的事，也可以说是交易之核心。
因此，周永康、刘汉等人的政商帝国的相继覆灭，很可能让李嘉诚及其在中国渉腐的外资外企，春江水暖鸭先知地自警起来。
如此看来，外资外企撤离中国，并让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继续进一步下行的势头，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政商环境的嬗变所致。
短期内，外资外企的逃离不可避免地要使一些涉外工厂出现负面的关闭潮，并进一步加剧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就像吴晓波多米骨牌效应式地发现的那样，2014年12月5日，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宣布倒闭，随后联建的兄弟公司，位于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三家公司累计员工人数近万人。在联建科技倒闭之际，位于苏州的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也宣布关门停产。
除了中国政商环境变化的内因影响之外，东南亚国家低廉劳动力的竞争以及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实心化的重塑，也是不可忽视的外因。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越南、印度，也正想通过制造业的繁荣克隆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复苏经济的乏力，也想通过回流一些低污染的高端制造业来进一步坐实自己的实体经济。因此，已独享“世界工厂”殊荣几十年的中国，正在遭受着越南、印度、日本、美国等国在世界生产分工体系上的前后夹击。一方面，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对接从中国撤离的中低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原本在华生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也纷纷回流发达国家。
透过这些制造业撤离中国的最终去向，吴晓波看到在2015年1-2月期间，微软计划春节前关停诺基亚的东莞工厂，近期正加快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此外还有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
此外，市场通缩的压迫、用工成本的攀升、商业付款的延期，也让这些中低端制造业的盈利空间薄如刀锋，营运日艰。
在吴晓波的经济采编中，有这样一些案例很能说明这种市场经营困境。
比如，兆信通讯在山寨机价格战的煎熬中，之所以长期亏损经营，是因为不开工的话，几千万元的前期投入等于打了水漂。今年海外渠道商延期付款，导致年关前兆信通讯资金链断裂，截至其董事长高民自杀时仍欠供应商货款约4,000万元左右，另外还有数百万元的工人工资。
还有一些老板透露，现在沿海地区的用工成本越来越贵，也令利润薄如刀锋的制造业雪上加霜。目前，珠三角用工成本大约是600—650美元，印度尼西亚大约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柬埔寨则更便宜，大约100美元。如此用工成本落差，也使着珠三角的制造业更多地瞄向东南亚国家寻找活路。
进入2015年，中国的以制造业支撑起来的实体经济再入寒冬，与2008年那一场“急病”不同，2014年实体经济得的是“慢性病”，无论下什么药拉动经济，对实体制造业都毫无疗效。降息、降准等宽松货币、降低投融资成本的办法，复苏更多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楼市、股市等市场的泡沫。
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市场通缩、经济泡沫、需求低迷及其它们之间的恶性循环，正在加剧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这个错综的结构性顽疾，并不是简单的宽松货币和对外的产能、资本输出所能医治的。
习近平的一丝一路战略及其对亚洲互联互通的力推，其实质不过是中国过剩产能、过剩资本的对外输出，并寻求通过这种输出减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但这种饥不择食式的对外输出，却也有着不少难以卜知的投资风险。过剩产能、过剩资本是走了出去，找到了下家，但能不能收回成本、获取收益，这都很难说，就像美国在阿富汗的政治、经济投资那样。从习近平的一丝一路战略所覆盖的经贸区域上看，其中不乏很多政治高危区。比如，阿富汗、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也许投资这些国家能暂时获得一些地缘上的政治利益，但若想从中获取经贸上的长期收益，却未必天随人愿。
在这股外资外企逃离中国的大潮中，中国的新常态经济又何以自救呢？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以代工为主的制造业可以转型生产高端自主品牌，以求出路。但一家东莞鞋企负责人对记者诉苦道，经营20多年的工厂，只有做代工的简单思维，而没有针对消费者个性需求的敏锐市场触觉，若从加工厂转型生产高端自主品牌又谈何容易。
现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困境在于邓小平导向出的用“中国市场换西方技术”的后发崛起战略已经不灵了。西方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死死控制，以及他们对中国山寨苏俄技术而后鲸吞其世界市场的警觉，已倒逼中国制造业只有大力推进拥有自护产权的技术创新，才可能抓住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而助推其重新勃兴在世界市场。
如若做不到这一点，并还照旧依靠对外输出过剩产能的办法来消弭中国制造业的这种慢性综合征，2015年也许真的会出现中国制造业的滑铁卢——市场通缩与经营亏损下的工厂接连倒闭与大批工人的骤然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