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虽二十余年不上朝，久居深宫，不理朝政，但对于挥霍、聚敛财富，却从不懈怠。他为了满足其奢靡的生活，千方百计盘剥搜刮，致使百姓愁苦，民不聊生。
朱翊钧亲政的第二年，便亲率文武朝臣、术士、风水先生、钦天监官员，前往天寿山祖陵，选择“吉壤”，拟建寿陵。万历十三年，朱翊钧下诏征发工役、军士三万余人，开工造陵。用石采自河南、河北及京畿等地，巨石长达3丈、宽1丈、厚5尺，运至工地，需两万多役夫。用砖取自山东、江苏等地运河两岸的州县，其砖名曰“寿工砖”、“金砖”，需敲之有声，断之无孔，“金砖”需130天方可烧成。各地采石、烧砖、运输的役夫，多达十余万。工程6年始成，命名定陵。修陵耗费白银达800万两，相当于朝廷两年田赋收入之和。修陵期间，各地灾情频发，百姓饥馑，愁苦之声，殷天震地，朱翊钧只想着修成巨陵，哪管什么百姓死活。
万历二十四年，淮水泛滥，湖广、福建遇灾，人民大饥；京师地震，乾清、坤宁两宫失火，翌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又遭火灾，天灾人祸，相继而来。朱翊钧不顾百姓死活，下诏修建被焚的宫殿。因修缮乏资，朱翊钧下诏大征矿税，派遣大批太监宫使，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大肆搜刮勒索。
史书记载：那些矿监，无不暴横，富家大族，则诬其财富靠盗矿所得；良田美宅，则指其下有矿脉，率役驱赶居民，拆屋掘地，抢掠家财，侮辱妇女；或借口找矿，滥掘坟墓，搜挖葬品。百姓稍有反抗，即施以酷刑，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中。若矿脉微细，开采无所得，便勒令百姓赔偿。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近300万两。吏民申诉，朱翊钧放纵不问。群小仗势狂索，民不聊生。河南巡按姚思仁上疏言矿税之害说：
“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於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於存亡矣。”（《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
与此同时，朱翊钧又令宫官充任税监，到全国各州县繁设关卡，巧立名止，强行征税，“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馀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出处同上）结果举国上下“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明史•田大益传》）全国州县，年征税银以千万计。
然而，闹到后来，朝中与地方官吏大肆搜刮来的钱并未用于营修宫殿，全都输为内帑，以供皇帝与内宫享用。
朱翊钧大肆聚敛，手段甚多，不但搜刮全国百姓，而且勒索朝廷各部。妃嫔生女，户部、光禄寺需各献银10万两；公主出嫁，朝廷各部需献白银数十万两，作为妆资。皇子封王6人，公主10人，诸王与公主，婚嫁耗费，十分惊人，朱翊钧为太子与诸儿举行冠婚礼，用国库银934万两，另加袍服费270万两。朱翊钧自己挥霍更加惊人，万历中期，他下令采办珠宝，一次就用银2400万两。皇帝如此挥霍，后妃也不甘落后，每年仅脂粉费，就耗银40万两，袍服所费，达15万匹。
朱翊钧第三子福王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最宠郑贵妃，故对朱常洵十分宠爱，曾有立其为太子之意，因朝臣的反对而作罢。他为朱常洵办婚事，用银30万两，又为他营建洛阳宫，费银28万两，所耗超过制度规定10倍。又在崇文门外开官店数十家，所得利润，专供福王岁用。后又下诏赐朱常洵庄田4万顷，因朝臣力争，朱翊钧方将庄田减至2万顷，又特许常洵专卖淮盐，获取利润。朱常洵仍不满足，又奏求所抄没的张居正家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杂税、四川盐井榷银，归他所有。朱翊钧一概照准。
朱翊钧为了搜刮民财，“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他搜括赢羡亿万计”（《明史•朱常洵传》），这些财富多半给了三儿子。朱翊钧死后，朝野均知“先帝耗天下以肥（福）王，洛阳富于大内”。朱常洵比他爹还要荒淫奢侈，“每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20年后，朱常洵还未将老爹资给的财产挥霍掉百万分之一，李自成的大军便攻入洛阳，朱常洵也在逃跑途中被农民军抓住，李自成下令将他处死，并将其肉剁碎拌在鹿肉中给百姓吞食，其财产也被充作军用。
朱翊钧拼命搜刮盘剥百姓，虽然所获惊人，但因他大肆挥霍，奢侈至极，本来还算充实的国库，渐被掏空，而明王朝也开始衰落。史学家由此作出评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2009-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