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月7日虎门之战中清军水师与英国海军在穿鼻湾激战。
2010年1月13日，那夜不成眠，起身偶然翻到清史1840中英冲突演烈一节。想到国人治史，中外冲突中多半陈述中国方面的理由，外国国情，世界历史变迁和中外舆情的关注和分析都很少。我们以从中得到的片面信息，来形成我们对该历史事件片面的看法，实在是需要纠正的地方。前几日看3D影片“Avatar”（中译“阿凡达”），影片将西方近现代史中的大事件们插入剧情中，进行反思，特别反思那些即使在西人目中认为目的正义的事件，对这些事件的解决手段是否合理。这种对自身认识持怀疑态度，能认识到自己局限性的谦卑态度，真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祖先的种种局限，虽以现在的目光不忍太多苛责。但是，一百年后，我们是否应该从反思的角度来看那段历史呢。
中英当时冲突的国内外情形，如果将西方当时的历史也作参照的话，当然这里不涉及对诱发事件的道德评论，我们看到彼时英国的情形是：英国经过英法战争跃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海军力量尤为强大，世界的大洋中驰骋着大英帝国的舰队。从前不能达到的世界的角落，那些传说中想象中的遥远国度，西方舰队一一证实了他们的存在。这个大的变局带来了地球各国由高山大洋的阻隔，被互相发现的新变化。这样的变化自然引起国与国之间的邦交变化。在这样的情形下，英国渴望发展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邦交关系。
而英国的商业，经过英法战争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成功，作为当时的头号强国，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贸易的规则制定和遵守在西方已成制度，而工业革命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急需市场来销售，到了道光年间，他们对世界不仅有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还有越来越多的西人欲往中国，进行他们的传教和文化交流事业。
面对这样的巨变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千年帝国迷梦中的国人，由于高山大洋的阻隔，周边文明的相对落后，形成一个封闭型的唯我独尊，外邦皆蛮夷思维，对外的邦交体制仍是中国居上，外国居下，万国朝拜，那时他们也实无近代社会平等邦交概念，只有别人来朝拜我的高高在上心理，对在这种文化下发展出来的礼仪制度异常的坚持。对世界格局，历史发展的剧变不能顺应。又因其轻商观念，表现在对通商制度上，不知有自由贸易和各国通商这些新型世界潮流。这些当然怪不得当时的中国人。但西方人来敲门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明清之间就不断地来。出现这样的新情况，我们文化里所缺乏的自省能力和及时更新观念的能力，就表现出制肘力。在此之前一百年间，我们的思维没有任何进步，我们的防御系统也没有进步，但我们对手的实力已是不同了。他们的邦交要求我们拒绝了，他们的通商要求我们也拒绝了。
没有正常的邦交关系，起初，商人们只好自我保护，努力学习中国“国粹”以确保自己的谋利。中西贸易之初，西人在中国生活和贸易，非常艰辛，不仅生活上不便，比如他们不能上岸，后来能上岸了，还不能带家属，还有居住时间限制，还不说经商中中国特色的暗箱作业，不公平竞争，故意的压制，价值观的不同。他们可能将这种艰辛归结于地方官吏的限制和压榨，和中国通商一开始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商业保卫的职责由其自负。之后垄断结束，众多商家来到亚洲，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大小商业渴望政府的保护，渴望国际间商业规则的建立和对规则的遵循。英王使节马葛而尼出使清廷遭到失败，但他看到大清国的徒有其表，对这曾令他神往的东方国度，有了轻视。之后又经历多次外交的接触与挫折，中国的闭关锁国，巨大的贸易逆差，经商环境的险恶引起英国朝野的不满。少壮派们从不断的交涉和不断的失败中感觉和平解决遥遥无期，他们越来越失去耐心，各界人士群情汹汹。
西方对中国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他们从中西实质性交往的一百多年里，看到以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平等通商和文化交流已是不可能，他们不断接触的失败和清政府在这些问题上态度的一贯强硬不肯妥协，已预示着和平手段无法解决问题。英政府给清政府的1840年照会中指责清政府行事不当的部分，可以看出：“关涉中外的法律，须不偏不倚，且不宜操之过急。”而且，国际贸易的作用也是当时轻视商业的清朝政府所看不到的。国际贸易是侵略还是可以转化为弱国转强的商机，这在当时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清朝政府眼中是认识不清也不愿考虑的事情。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丰年足，荒年饥；人口少时易于丰足，人口多时反而形成很多问题，大家除了叹气外，想不出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提高生产力，遑论以工业，贸易来强国富国的概念。在现在，这是经过无数小国弱国的崛起已证明的实践，在当时还看成是件洪水猛兽般要亡朝亡国的威胁。
这两个火药桶终于滚在一起，在一宗偶然事件上大家找到了爆发的理由，中国称为鸦片战争，英人称为“通商战争”。那就是，中国的邦交价值观和通商制度为西方所不能容忍下去了，而英国一些商人贩卖来的鸦片买卖也是中国政府所不允许的行为。大家在收缴鸦片和赔偿上不能达成协议，更因为此事的冲突方从从前商家与中国政府的冲突，转而变为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冲突。因为这次是英政府官员要商人们缴出鸦片，由他转交林则徐，这就有个该谁赔偿的问题。中国说不，英政府也不愿自己掏腰包赔偿商人，大家憋着的气只好在刀兵上发泄。这就引发一连串的战事，中国称“鸦片战争”。
历史又走过了一百多年，我们回头看这仗真正在打什么呢？从之后签订的条约看，这些战事在西方主要是争取“驻使权”，为了“在内陆通商权”和“开放通商港口”权。这些争执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中国现在的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各出奇招，当时我们的祖先却为这些打了一仗。不过，这一仗积极的意义是使中国的一些士大夫们见识了西方现代兵器之厉害，我们民族中的一小部分人开始有所觉悟了。但真正有人醒来知道了要对付自己的对手，只有向对手学习一途，已又睡过二十年以后的事了。而那场对中国传统和文化如何更新自省的大反思，还要再等一个甲子之后才开始。可惜，半世纪之后的这场对中华文明的反思，并没有形成像塑造西方文明的那场持续几百年的“文化复兴”那样的繁荣和深入，而是很快夭折，这里面的原因，却是后话。但这些压力都逼着中国往前走，走进世界文化，文明的交流中。
这次战争还有个很大的后果，那就是彻底地暴露了中华帝国的外强中干，我们的“蛮夷”邻居们都醒了，我们自己还在睡。从此，四周的老列强，新列强们虎视眈眈，都看准了这块肥肉。我们民族的灾难就这样开始了。
（2010年1月《华夏文摘》cm1001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