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只要上过几天学，都会记住他的男人女相，特别是他那悲怆的眼神。但在中国，从中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真正了解司马迁和《史记》价值的人并不多，我们的历史观至今还没有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的高度，这从一幕幕吹捧专制帝王的闹剧即可看出。面对时下这一幕幕闹剧，司马迁恐怕也会发出一声叹息：中国人怎么总是不长进？——作者题记
一道电光划破阴霾的天空。
是司马迁，青铜雕像般地闪亮在我的眼前。瘦削孱弱的身躯，满脸的沧桑，痛苦而倔强的眼神；他脚下是呜咽的黄河，峭拔的龙门，沉默的黄土高原；他的身后是怪兽一样张牙舞爪狂奔而至的乌云；这乌云仿佛要把他吞噬，他竭尽全力挺起自己瘦弱的身躯，怀里紧紧抱着他的《史记》，想靠自己微薄的力量挡住身后铺天盖地压过来的黑暗。
他几乎要被乌云吞噬了，但他仍咬着牙，高昂着头，用手中的笔支撑起天地人间。他怀中的《史记》射出了道道金光，把他的身躯团团罩住。那道道金光穿透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黑暗，给专制高压下跪伏着的人们以些许的希望。
这是人性的光芒，人道的光芒，人本的光芒。
想到他，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为李陵的辩护。
为一位在战场上投降匈奴的将领辩护，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因为这不仅是个立场问题，要冒犯专制皇权的逆鳞；而且是一个是否爱国的问题，要面对舆论的压力，即使在现代的中国，也没有人能够做到。但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站出来了，尽管他与李陵无杯酒之交。
司马迁是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替李陵辩护的。他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平时与士大夫交往，有好吃的东西尽量让给别人，遇到分财物时自己得最少的，“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他认为，李陵投降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在战场上率五千步兵，与匈奴8万铁骑对垒厮杀，“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兵死伤如积”，“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既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抵抗已没有意义，那么就不应求全责备。何况李陵投敌后并没有助敌攻汉。
但事情的发展结果恐怕司马迁自己也不会想到。不但李陵的老母、妻子及儿女全部被杀，狂怒之下的汉武帝刘彻竟然对他处以阉割之刑。我无法理解，中国的专制帝王的心理何以如此阴暗！把一个男人活活地阉割了，这是只有丧失基本人性、心理变态的虐待狂才能想出的阴招。仅凭此一点，在我的心目中，被古今精英们热捧的“汉武大帝”刘彻就是一只只剩下兽性的“人兽”！
这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让一个阳刚伟岸的男子汉一下子沦为不男不女的阉竖，司马迁遭受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是正常的男人所不能想象的。他的《报任安书》中的这些话，至今读来，都会让人肝胆俱裂——
祸莫憯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祸害没有比想有利而又没有得到更悲惨的，悲哀没有比伤心更难过的，行为没有比辱没祖先更丑恶的，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巨大的。）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以侮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廻，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我因为讲了几句话，就遭遇这种大祸，深为同乡和同僚所耻笑，辱没了祖先，还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墓上去祭扫呢？就是经过百代，侮辱也会更加厉害！所以感到好像肠子每日九转那样痛苦，在家里就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外出就不知道走向哪里。每当想到这种奇耻大辱，没有不背上出汗，湿透衣服的。）
但司马迁虽然肉体上被阉割了，而在精神上却更加伟岸坚挺起来。遭遇这样奇耻大辱的人不可能再对皇权的神圣抱有任何幻想，他看穿了神圣光环掩盖下的一切丑陋和污浊，看透了历史的真相，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撕去皇权专制冠冕堂皇的虚伪的面纱，还其本来面目；他经过苦难的洗礼，已经从“求媚于主上”的奴仆再生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他要把一切人置于历史的审判席上，站在人道和人性的立场上评说是非功过，立德立言。
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汉武大帝”的祖爷爷，大汉帝国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无赖相，看到了刘彻的祖奶奶吕后的令人发指的冷酷与残忍：“吕后最冤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名曰‘人彘’。孝惠见，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砍去手足，挖去眼睛，燻聋耳朵，喝下哑药把戚夫人变成哑巴，让其住在厕所之中，称之为“人猪”。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吕后竟让自己的亲儿子去参观，以致她的儿子汉惠帝刘盈吓出了病。残忍到如此地步，的确是“非人所为”。在司马迁笔下，神圣光环下的皇宫里，就是这样一个“非人”的世界。
由于深受其迫害，司马迁对以言治罪的专制暴行的批判尤其犀利。他录下了商纣王的暴行，录下了周厉王的暴行，录下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他一语道出焚书坑儒的本质：“以愚百姓”。从此，秦始皇成了暴君的象征，焚书坑儒成了文化专制的代名词，都被牢牢地订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2000多年一直不得翻身。奇怪的是，到了20世纪，那位一向以“反潮流”自居，自称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伟大导师”，竟然大张旗鼓地为秦始皇翻案，替焚书坑儒翻案，气势汹汹地宣称“焚书坑儒是一场革命”，宣称自己是“×××加秦始皇”，而且“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他果然超过了秦始皇，搞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十年浩劫”，且遗毒至今。
但至今秦始皇还在被当做英雄人物受到热捧和崇拜。司马迁地下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
鞭笞假恶丑的同时，司马迁也对真善美的人性之光给予了浓墨重彩的颂扬。他推崇汉文帝。在《孝文帝本纪》中，他一一列举了汉文帝的种种善举，如废除宫刑和“诽谤妖言罪”，等等。他尤其欣赏春秋时的郑国国相子产。在《史记•郑世家》中，他详细地记下了子产“不毁乡校”的善政。郑国有一个“乡校”，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在此对执政者评头品足。有人认为这会影响政府的权威，建议取消“乡校”。子产不为所动，坚决保留了这所乡校。他说，政府确有力量毁掉乡校，甚至可以堵住人民的嘴巴，但是这恰如防范巨流大川一样，堵塞住它不让它畅流，总有一天要决口，一旦决口，就不可收拾了，“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他深深地同情那些精神上伟岸不倒的受苦受难者，且引为同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而《史记》，正是这种伟大精神的传承。
他对孔子更是一往情深，并灵犀相通。孔子“贫且贱”，一生颠沛流离，不为世人所知。“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但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其悲，其苦，其痛，其恨，其孤独无望，在五百年后引起了同样悲苦莫名、孤独无望的司马迁的强烈共鸣。司马迁满怀深情地告诉我们：孔子是一位布衣，是一位“长九尺又六寸”的伟岸挺拔的布衣，是一位独立行走在列国统治者之间的并敢于抬起头向他们说“不”的布衣，是一位把整个天下担在身上、在精神上比一切统治者更高贵的布衣，是一位从不丧失独立人格阿附于统治者的布衣，是一位敢于理直气壮地教育统治者的布衣。
他是孔子五百年后的知音。从孔子身上，他发现了什么人才是真正大写的人，什么才是真正的阳刚之气。面对孔子，他找到了共鸣，并情不自禁地发出由衷的赞叹——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经》上说：“高山可以仰望，大道可以行走。”虽然自己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但心里却不胜向往。读孔子留下来的书，就想见他的为人。……天下的君王和那些名重一时的贤人，真是太多了。当时则荣耀显贵，死后就完结了。孔子只不过是一介平民，已传了十多代，读书人都崇拜他。上自天子王侯，中国凡是读六艺的人，都以孔夫子的学说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真称得上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孔子使司马迁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并达到了精神上的伟岸、圆通和大安详，从而通过《史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沛着鲜活人气的世界，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人道的尊严，看到了人性的阳光。《史记》所达到的人道的高度，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而且迄今后无来者。在生理残缺的司马迁面前，被权贵和资本所包养的当代中国的某些所谓公公知识分子们应当感到脸红，为他们精神上的被阉和自阉；而那些至今还在为秦始皇们大唱赞歌，还在盯着人道、人权、民主、平等、博爱等现代文明世界所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狂吠的左棍们，在司马迁面前，更彰显出了他们的“非人”。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是一个历史典籍最丰富的国家，但中国的历史典籍，几乎都是如鲁迅所言，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只有《史记》例外。
幸亏有了司马迁，有了《史记》，中国的历史典籍才有了人道的高度，中国的历史才有了人性的宽度和厚度，而不至于仅仅以帝王的“家谱”和流氓手段昭示于世界，让我们在世界面前尴尬。
“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鲁迅）。
伟哉，司马迁！
伟哉，《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