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中国研究成为显学。向全世界提出一大箩筐问题，吸引无数专家学者的眼球和思索，而莫衷一是。例如当前举世瞩目的现象是，积累了全球第二巨大财富的国家，竟然是一个贪污腐败盛行到无官不贪的社会：而以忠孝仁爱的传统道德闻名于世的民族，堕落到一个小孩被汽车撞倒，数十人路过视不见而无人理会的地步。大量涌入国外的中国游客，则丑闻不绝，被视为“蝗虫”……政治经济文化许多不可理喻的“发展”，不断拷问中外好奇者——这是一个什么国度？一个什么民族？他们究竟要走向何处？
这个“中国人”研究的课题，以中国人自己的范围而言，已有百年的历史。在那以前，观察研究中国人，是西方探险家、人类学家、旅行家的事，中国人闭关自守，老子天下第一，五千年的文明沉淀，不可能有异外的视野与观照。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开始了少数读书人的自省。但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和影响力的自省成果是出自于几位杰出作家之手。二十世纪的林语堂和鲁迅，是两位研究中国人国民性的经典作家。
林语堂与鲁迅：揭露国民性的大师
他们是生于晚清而闻名于民国的一代，都有留学外国而国学基础俱优的背景。林语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有辉煌的资历：哈佛大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学院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任、两次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办文学杂志，还发明中文打字机、编撰当代英汉词典。林语堂文风尔雅，随意幽默，著述则以1935年的《中国人》（中译《吾国吾民》）流传最广。成为欧美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他怎样看中国人的国民性呢？林语堂说中国民族的三大弱点是忍耐性、散漫性与老滑性。其来源分别是：无处不忍、逆来顺受是大家庭传统所致；散漫放逸，莫谈国事，因为人权没有保障；老滑则因道家思想所致。故此中国人常常是一盘散沙。
因毛泽东大肆吹捧而神化的鲁迅（1881～1936），则比林语堂激进得多。他自称“以手中之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他列举的劣根性有：卑怯、瞒骗、诈伪、无耻、受贿、趋炎附势、自私自利——鲁迅固有杂文之投匕，但批国民性之作，则以小说1918的《狂人日记》和1921的《阿Q正传》最为出名，严斥中国“吃人礼教”与国人的愚昧病态，而家喻户晓。但鲁迅的偏见、激愤也贻害国人至今！首发贬鲁浅薄、偏狭、睚眦必报的是苏雪林教授。胡适更倡导：国民性问题不能治本：反人性，而力主治标：改造制度，约束人性之恶。提倡新文化的他也不赞成鲁迅那样否定传统文化。1966年，在鲁迅死后30年，毛终于拉起鲁迅的阴幡发动那场大革传统文化之命的浩劫，在斗私批修名义下，祸国殃民，死伤枕藉。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大陆
来到当代。毛后的幸存者痛定思痛，乃有反省国民性的新作问世。首推台湾作家柏杨（1920～2008）。这位多产作家、历史评论家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纸风行，引起广泛争议。有趣的是，该书很快传入大陆，竟有多家出版社竞相发行畅销，造成“柏杨热”。但不过年许，1986华东学潮起，当局又迁怒于该书的批判意识，禁令之下，顿失滔滔。直到2004年才解禁。
柏杨本是一位反共体制的作家，因编辑一套美国漫画罹遭文字狱，服刑九年。《丑陋的中国人》是以他1984年在爱荷华大学的一篇演讲词发萌，合集其他文章而成。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要点是：中国人“脏、乱、吵”；窝里斗，三个日本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死不认错，用更多错掩盖原错；讲大话、空话、谎话；中国人动辄算了，算了，爱和稀泥；中国传统文化死水一潭，是文化酱缸，民主进来也会变质——这种“酱缸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子孙相传，永不能愈。
柏杨的批判，虽然涉及华人民族的一些共性，但主要来自于他对台湾生活与社会的多年感受，可能是该书在大陆畅销的原因之一。另外，他的演讲也不乏哗众取宠的技术，并不在理性演绎上下功夫。都是大受欢迎的原因。非议者指出，柏杨所批评者，大部分是很多民族都有的现象，并非中国人所特有。
钟祖康：香港人唾弃的国家认同
柏杨热散，经历北京八九学运的铁血风暴，中共当局大力向外推销对内灌输民族主义，使毛邓暴政之后的有志之士，陷入深深的反省之中。经过二十年的沉寂，一本异议之作《来生不做中国人》在2007年静悄面世，不几年竟卖出100,000册！在政论市场上，近乎天文数字。这本书的作者钟祖康是成长于香港的一位有独特风格的报刊评论作家，由于公开表示支持香港独立，他的文章往往被媒体所拒。2003年他随眷移民挪威。2004年中开始为《开放杂志》撰稿。2006年10月他题为〈来生不做中国人〉的新稿，令我惊赏，特发表于“每月首选”栏。不久，钟祖康将在敝刊上的“离经叛道”文章结集出版。《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书名来自于一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一次公开民调的提问，结果在11,271名投票者中有65%的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
钟祖康就是这样，善于捕捉敏感的新闻话题，加以考证、剖析，再以确实而犀利的笔调成文。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评论道：“对于感到今世已不幸生为中国人的人，这本书不但可读、可诵、可思、可击节赞赏，可由衷钦佩，可掩卷长叹，可痛哭流涕，可视为毕生难得一见的好书。”能够得到前辈如此认同，可谓已达解剖中国人的极致。
钟祖康的成功，展现香港年轻一代（当年他不足40岁）的政治成熟，而这种成熟以我们不曾预料的速度，又在十年后的占中雨伞运动中，鲜花般的绽放吐艳。
陈破空：全方位论述中国人的劣根性
现在，我们打开的这本书《不受欢迎的中国人》，读者从目录可以感到，这是突破前述诸君的中国人研究格局的新选择。作者没有林语堂那般启蒙式的带着洋务时代余绪的情调；没有鲁迅文字的尖刻和判断的误导。也不像柏杨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剧场效果。陈破空和钟祖康都是开放杂志的特约作家，他们是同时代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人生遭逢和文化背景。破空在附录的自传中，生动描述了他没有欢乐的童年和六四大潮中的浮沉搏击，在学运、入狱、劳改、偷渡的反复中苦熬青春。1996年流亡美国时，他已经是一名忧患深思、有丰富社会阅历，和极权主义周旋十年的斗士。
转眼二十年，破空在纽约读完学位，并独立创业。天行健，自强不息，紧跟时局变幻，磨砺思辨，储存丰富的中国个案，成为美东媒体的名角的同时，体验到西方对中国的许多误读、误解、误判，而产生的误导。他写道：“作为中国人，我至少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人的病情。为中国人把脉诊疗，我更有把握，更有发言权，也更有责任。”
他正是凭借这样的自信和强烈的责任感，应约撰写这本新著（先发行的日文版乃是应日本出版社之约而作），透视“经久不衰的独裁制度与冥顽不化的劣质国民性恶性循环”怎样使中国人不能进入现代文明之列。他目睹、熟知太多近三十年权钱色笼罩下的劣迹丑闻，不作全方位的概括，不强调国民性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不下重药，不足以惊醒国人。相信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自己熟悉的国家形象和人物身影。
于是，我们从破空以中国人对中国人的论述，看到一个有别于柏杨从台湾、钟祖康从香港看中国的视角，从而更深层地解读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的不受欢迎和前景堪虞。
林语堂说过，一个国家混过了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可以自负的。这个被钟祖康诅咒“该死而不死的颓败末路文明”，好死不如赖活着地混过了惊涛骇浪的二十世纪，枉死了至少七千万人，竟又从四亿五千万繁殖到十三亿。不能不感叹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进步也有目共睹，钟祖康曾指出，邓小平的“外交痰盂”，比之东晋王侯吐在小厮口中、李鸿章吐在外国地毯上是明显的改善。后来在西方的嘲笑下居然也一举取缔了痰盂。但是，这个国家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财大气粗、男盗女娼，陷身在更黑更臭的大酱缸之中而洋洋得意，仍然是一副拖着长辫子的天朝景象。
（2015-1-26 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