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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外交官、政治家和商界领袖有时会忽略的是：中国是指她的人民、文化和历史，远远不是那个非民选的政府。我们许多人在国内国外批评的是这个党国的统治，而不是长期遭受苦难的中国国民。
毛泽东仍然是中国总体治理的标志。张戎和Jon Holliday在其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结尾写道：“今天（2005年），毛泽东的画像和尸体仍然主导着天安门广场....当前的共产党政权宣称自己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并狠狠的延续着他的荒诞故事。”现在许多历史学家把毛与斯大林和希特勒一起列为20世纪三大最恶劣的大规模杀人凶手。张戎和Jon Holliday指出“......在毛统治的和平时期，中国有超过700万人死亡。”
如今中国许多的管治问题源于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和他的继任者邓小平的改革。在1978年以后，邓的改革让中国进入了一个“列宁主义管治混合权贵资本主义”的系统。腐败和暴力如此盛行，以致外国人和对社会负责的企业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在中国合法经营。
尽管如此，世界的民主人士仍应继续与党国交战，与尽可能多的中国国民接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来得更近。
例如，加拿大的Clive Ansley曾在上海从事法律工作14年，他解释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高智晟和其他众多勇敢的异议人士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现在在中国的律师和法官中有一种说法......‘那些听审案子的人不断案；那些断案的人没听过听审’......在‘法庭’里发生的不会对‘判决’有任何影响。”中共仍然凌驾在法律之上。
Ethan Gutmann在其2014年出版的《屠杀》（The Slaughter）中讲述了法轮功、藏族人、维族人和基督教家庭教会遭受迫害的前后情况。他主要专注于法轮功，这个打坐炼功的团体。自1999年中共自己估计法轮功的人数达7000万到1亿人之后，开始了最恶毒性地针对该团体。
Gutmann解释了他是如何得到他的“最佳估计数字”：单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使用的）重要器官来自65000名法轮功学员，及2000到4000名维族人、藏族人和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被掠夺器官者无一幸存，因为所有被摘取的重要器官被以高价贩卖给了富裕的中国人和“器官旅游者”。
制造业仍然对成功的经济体很重要。美国学者Peter Navarro和Greg Autry在纪录片《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中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5万多家制造工厂和2000万美国人的工作被外包到了国外，大多数是送到了中国。加拿大人、欧洲人、非洲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也看到了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在转向中国。
在中国350多个劳教营里，采用强迫劳动来制造出口产品。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我去过十几个国家采访成功逃离劳教所和逃离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讲述了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中要工作长达16个小时，没有报酬，只有很少的食物，拥挤的睡眠状况以及酷刑折磨。（劳教所）作为跨国公司的分包商，由犯人生产一系列的出口产品。这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世贸组织呼吁做出有效回应，包括进口商有责任证明他们的产品不是由奴工生产的。
世界银行2007年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每年由于污染造成约75万起可预防的死亡。全国各地的煤炭工业放出的温室气体造成环境灾难肆虐，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境。中国接近5亿国民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
记者Jonathan Manthorpe曾在《温哥华太阳报》中指出关于中国的经济：“地方政府没有一个正常提高税收的系统，于是……腐败横行……出售开发土地来聚集现金......（首先是去掉居住在那块土地上的农民）......市政府拥有指示银行给开发公司贷款购买那块土地的权力。于是地方政府获得了现金，市府拥有的公司获得建设投机性住宅区或工业园区的商机，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在2012年《经济学人》杂志中刊登了一份关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报告。该报告引述中国央行的估计：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8年，有16万到18万中国官员和国企高管携款潜逃，总计1230亿美元，并总结说“通过把公司变为政府机构，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在集中权力和腐败。”
与我们所有人一样，中国人民想要的是：尊重、教育、安全和保障，良好的就业、法治、民主治理和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如果停止严重侵犯人权，改革后的北京开始用公平透明的方式对待国民和贸易伙伴，那么，在新的世纪里，能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和谐。
（本文译自Yahoo新闻2月13日刊登的加拿大前国会议员David Kilgour的评论文章，题为：“与中国合作：世界的民主人士必须继续与党国交战”。）
原文链接：Working with China: World’s democrats must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the party-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