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七日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日子。今年是十周年。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把农民捆住了，赵紫阳提出“农民自主权”，主张恢复农民在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当时奉行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把市场捆住了，他提出“企业自主权”，认为市场的主体不是党，不是政府，应该是企业。“文化大革命”使他大彻大悟，他走出了幻影和教条。他把人当人，希望人人成为自由人。他希望社会真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心里有老百姓；很自然，老百姓心里也会有他，也会想着他。
赵紫阳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中被实际掌握权力的邓小平罢黜的。邓小平身后彷佛成为党国的神，他的遗产（包括错误的决定）往往成了至高无上的教条。因此出现了怪现象：赵紫阳逝世以后，纪念赵紫阳常常遭到当局监控。公民于世文等就因此获罪，而被逮捕，而受审，而坐牢，至今仍在狱中。
今年又是胡耀邦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难得的受人爱戴的总书记，同样是被邓小平罢黜的。人们同样有理由指望，今后纪念胡耀邦，也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当局的支持。
人与人之间的回忆、议论或纪念，无论相识或不相识，也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都属于心智的活动、表达和交流，用不着党国领导大惊小怪。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是可笑的，动用权力加以阻挠或镇压是违法的。信仰、言论、表达、交流都是人类文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活动。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文明社会的准则。
可惜，自从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解决“谁主沉浮”之权力以后，思想和言论，新闻和舆论，从此不再属于社会的主人所有，而沦落为专政和驾驭的对象了。这样，谁必须被纪念，谁不得被纪念，谁必须按照何种尺寸和颜色被纪念，就成了只准由专业机构随时设计和随时修改的专利。但这显然是荒唐可笑的，是对“法治”原则的侮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设计者和被设计者的思想和言论，都应该平等地接受事实和时间的检验。纪念或者不纪念，对他们做出这样的或那样的评价，是每个人的思想权和言论权，不是领导者或执政当局所应该干预的。不妨指出，对于任何历史人物（比如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人们（不管是谁）都仍然应该有纪念、回忆、谈论（包括为之辩白）的自由。这种自由，在法治国家中，照例同样受到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管治思想和监控舆论，不是法治制度下正常社会的秩序。如果一定要把它算作什么“文化”，那只能是蒙昧文化。
不久前，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的决议。这个决议应该是郑重的，严肃的，有权威的，有生命力的。人们有根据指望，今后纪念、回忆和评论赵紫阳，不再受到党或政府的限制或非难，而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当局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