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习近平一头扎进了“文山会海”：
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中共中纪委史无前例地召开了三个月之内的第二次全会。这是一次规模扩大了三倍的“扩大会议”，所有“在京领导同志”、中央军委和军纪委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军队和武警部队的负责人共三百六十五人列席了会议。
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常委会打破只开半天会议的惯例，足足开会一整天，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高法、高检五大国家机构党组汇报工作，亦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需当众向常委会——实际上是向习近平——汇报工作，这种作法前所未有。
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一月二十三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一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新年首次集体学习。
这一连串会议很不寻常，或时间诡异，或开法反常，或议程、内容出奇——比如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但这些会议相互衔接，一气呵成，会议的基调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基调就是：以习近平的是非为是非，以习近平的好恶为好恶，习近平想怎么开法就怎么开法，想开成什么会就开什么会。当然，在这每个会上，习近平都是闪闪发光的明星式主角，都兴致勃勃、当仁不让地作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造了一些新词儿，比如“政治规矩”——官媒诠释曰“最大的政治规矩就是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员时时刻刻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二、三、四号常委当着其他常委的面向习总汇报工作，也被官媒称之为“政治规矩”。他复活了一些已随文革过期作废的老词儿，比如毛泽东的“刀把子”：“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照习近平的意思，似乎是说替胡锦涛掌握政法“刀把子”的周永康不是党的人，而是敌对势力安插进去的“奸臣”。他再三强调了一个不变的主题：集权、集权、再集权；扩权、扩权、再扩权。集权者，习近平也；扩权者，中纪委也。
观此番新年新意，再联系到两年多来强化意识形态、强化舆论管控、强化中央权威、压制公民社会、疏远港台民意、联俄抗日反美等内政外交上种种乖张行为，习近平集权与中纪委扩权的政治恐怖趋势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伟大领袖”＋整风运动是个什么后果。读过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人都知道，真理部+政治警察是个什么东西。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习近平、王岐山在全国唱意识形态、打“老虎”“苍蝇”，二者确乎有所不同，但影影绰绰之间，又透出极其神似之处。
要警惕，在个人集权的道路上，习近平已经走得够远了。“领导小组”、“全深改”、“依法治国”、“打老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东西都有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集权独裁目的。“领导小组”削弱了总理，“全深改”玩残了常委，“打老虎”吓坏了“老同志”——打掉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这些江胡时代的亲信重臣及其帮派和山头，两代“老同志”已经丢了面子、折了羽翼，从此自顾不暇，折腾中共三十年之久的老人政治或将寿终正寝。事实上，习近平已经成为继毛邓之后权力最大、掣肘最弱的中共领袖。
两年前，履新不久的习近平推出“八项规定”，誓言“老虎苍蝇一起打”，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官场整肃风暴的开端。两年来，有六十位省部级以上党政干部、十六位军级以上军官“被带走”，更有八万多名中低级官员倒在“八项规定”上面。这些数字超过了江泽民、胡锦涛当政二十三年处理违法违纪官员的总和。江、胡不肯做、不敢做，或者做不了、做不到的事情，习近平不仅做了，而且做成了。于是乎，至少在人们的感觉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威权梗阻顽症即将治愈。
不过，不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的套话说得多么义正辞严，“打老虎、拍苍蝇”终究是选择性反腐。打谁不打谁，打到什么程度，谁先抓谁后抓，甚至谁先公布谁后公布，背后都是有精细政治盘算，有宏伟“战略部署”的。真要“有腐必反”，“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塌方”的何止山西，共产党整个都要塌掉了。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中共贪污受贿史，官场腐败堕落史。三十多年来，GDP与腐败水涨船高，人民对贪官污吏的厌恶和愤慨也日积月累，与日俱增。腐败分子是抓不完的，也因此，反腐败虽有风险，却民心所向，是政治上最容易得分的一本万利的事情。可惜，江、胡无胆识，身入宝山却空手而回。拜江、胡自私昏愦所赐，习近平轻而易举扬名立威，虽“治国理政”乏善可陈，却仅凭“打老虎”树立了形象，赢得了声望，巩固了地位，收拢了权威。
中共的统治以党委集权、小班子密谋、一把手专擅为特征，官员的利害得失、升降奖惩、政治命运掌握在少数几个上司手中，要想官运长久，就必须投靠依附，尽心报效，金钱美女，投其所好。在这样的体制下，官员由清变贪极易，而不贪不腐则属官场异类，很难在共产党里讨生活。不改变一党专制的现行政治制度，反而加强所谓“集中统一领导”，只选择性打掉几个山头的几只“老虎”，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别说治本，治标也很难办得到，不藉此走向极权复辟的回头路，就已经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回报了。
《争鸣》2015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