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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改组会议透露:习近平重整江山的行动计划

二○一四年即将结束之际,中国大陆一条新闻震撼公共空间:继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之后,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大秘令计划被查处。其风头之劲,掩盖了另一条本该被关注的新闻: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笔者认为,这次会议透露出习近平重新收拾中共河山的计划和路径图,展示习近平执政施政的重要心态特征。

习近平行动计划:设想与方式

我们早就知道,习近平有个执政梦。尽管他说这个梦是中国梦,但根据他的解释,这是共产党红色太子的重整党国江山的梦,而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公民的梦。太子党认为,他们的父辈为了中国和人民浴血奋战打下红色江山,这个江山叫父辈雇佣的管家在改革开放中糟蹋了。现在,他们要重整河山。人民最初对习近平的梦并不当回事,因为中共每个新领导都有这类豪言壮语,最后都被证明是空话大话假话。去年,习近平拿出六十条深化改革的纲领时,人们仍没当回事。中外中国观察家二○一四年全年的注意力都在反腐和权争上,鲜有人关注深化改革的措施落实情况。但是,第八次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宣布,过去一年完成八十项重要改革和一百零八项改革任务,共出台三百零七项改革成果。此时,回头看八次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习近平确实要重整江山,而不是开空头支票;第二,习近平的经济和社会举措,意在从制度上解决导致官员腐败、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冲突激化等问题;第三,习近平有周密的顶层设计计划,其行动是全局配套、依次展开的,而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深化改革六十条不是习近平的全部施政行动纲领,这是习近平要实现的制度改革目标。为了建立一个六十条规范的理想社会,习近平要重新打造一个党国机器去管理和治理社会,这就是去年通过的依法治国的决议。按照习近平的设想,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两个决议如果如愿实施,将会建立起一个新的廉洁、高效、公平的党国机器。

习近平知道他的改革会遭遇利益集团和党政官僚的抵制和反对,为消除抵制和反对,他以反腐作为手段。首先抓住纪委,通过纪委反腐惩治薄熙来,震慑地方豪强;通过抓捕周永康和徐才厚,抓住权争最关键的警察和军队的权力。通过一系列领导小组作为权宜之计,将党章国法规定的权力机构架空,掌握管理和运作党政机器的实权。再通过清除令计划和李源潮及连坐制,重洗十八大安排的权力格局,力争在十九大上建立自己能掌握的多数,回归党章国法规定的正常程序实施自己的意图。

习近平行动计划:问题与困境

与人类政治史上一切有宏伟规划的领袖一样,习近平的改革应当被审慎地评估,因为如果这类改革是错误方向的,其成功会带来灾难。而如果失败,则无论错误或成功都是灾难。

习近平重整共产党山河的计划是整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虽然不是要恢复其父辈打江山时的共产主义理念,但也很难说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第一年的简政放权、扩展和规范市场以及保护廓清利益主体的正当权益等举措看,似乎是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其通过强大的党国作为政治保障以及以社会名义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看,又是社会主义的。习近平对人类现代化的理论争论、制度选择和经验教训并不了解;所谓中国国情说和中国道路说其实是思想混乱,必然带来实际运作的矛盾,影响成效。这次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特别制定的刑诉法中,财产处置条文给人印象,他要像重庆薄熙来一样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增加政府收入。

习近平的依法治国也不是要建立现代宪政的司法体系,因为在人事和立法仍然由共产党核心黑箱作业的情况下,政权仍然是专制性质的。依法治国不过是规范党国执行专制意志的行为。就其建立工作小组将自己权力凌驾于党章国法之上以及通过反腐对反对者诛九族的做法而言,这种专制是最任意的一种,不论想做好事坏事,都是政治学上最坏的一种专制。人类数千年政治智慧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惩治的腐败是暂时的,带来的灾难风险远大于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习近平的反腐也是选择性的,反腐当然是应该的,但最该反对的权钱交易的制度性腐败是发生在太子党中。而习近平对这个层面和圈子的腐败基本没有行动。他一方面禁止不同于自己的势力在党章国法中活动或向境外散布事实的消息,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让太子党和亲信在党章国法之外协商和行动,甚至不顾党政机构间的职权分工调集资源实现自己的意图,采取各种方式在境外收买和支配媒体散布谣言抹黑政敌。这就使得其反腐变成对政敌和异己的政治清洗和宫廷阴谋。这种行为模式,已经将文革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不多的政治进步丧失殆尽。

习近平计划:风险与出路

当然,现实政治总有其两面性。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江山确实腐败糜烂,危机重重,不从根本上整顿,将为害人民,导致未来大灾难。而十八大的权力格局确实使得任何人都无法重整国家,采取非常方式重新洗牌在所难免,但是,这样极权方式既不保证整顿会有好结果,甚至不保证整顿会成功。

首先,政治长治久安要建立在民心认同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上。就目前民意看,反腐亲民可以给习近平在民间建立一定的威信并接受他的这种做法。然而,这种权宜之计带来的正当性会随着旧问题解决而淡化,每个新问题出现都会导致正当性危机,所谓民意如流水就是讲这个道理。没有深思熟虑、经得起国际国内自由推敲的正当性理论,都会一夜之间丧失殆尽。

其次,专制政权的稳定总是为不稳定创造条件。以集权解决腐败只会造成更大腐败,以宫廷阴谋残酷打击政敌,只会造就更残酷的政敌。专制集权的最大危害在于缺乏自我纠错和调整能力,而现代化社会最大特征就是发展和变革迅速,需要多元自由的思想和制度创新能力。

再次,习近平的顶层设计是托克维尔批评的法国道路。王岐山在大陆鼓励起的“托克维尔热”误读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法国革命的灾难根源不是缺乏精致设计的改革策略,而在于国王集权行善政导致社会萎缩丧失常识责任感和判断行动能力。

最后,习近平在民间左右开弓镇压异议声音,又选择性反腐打击党政官僚,使自己在缺乏坚实的权力基础和实力情况下,树敌过多。这使得其改革命运难测。

其实,人类政治史和二次大战的政治变革经验早就告诉我们现代化社会和国家应当如何建设:人道主义文化、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最终中国要走这条路。

《动向》2015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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