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孔子遭遇卡斯特罗

前不久,有“中国版诺贝尔和平奖之称”的“孔子和平奖”的主持人把今年度该奖颁给了古巴的独裁者卡斯特罗。这则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和热议的消息却让我琢磨起“孔子”和“卡斯特罗”迭加在一起所传递的资讯和意义。

孔子和平奖创办于2010年,在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的头一天成立,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受到刘晓波获奖的刺激,为对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的围堵而创办了该奖。在那些抵御民主自由的国人的眼里,人权的普世价值就是所谓的西方价值。

纳粹与苏联对抗诺贝尔奖的先例

其实,这样的做法并非中国人首创,上世纪两大恶魔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都干过。1936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1935年度的和平奖颁给纳粹德国的良心犯Carl von Ossietzky,他的调查报告揭露了纳粹秘密重整军备。被激怒的希特勒立刻宣布:“为了防止今后发生此类羞耻事件,今天我创立德国艺术与科学国家奖基金会。今后德国人不准接受诺贝尔奖。”希特勒设定奖项奖金为10万马克(孔子和平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惊人的类似)。为了跟西方抗衡,斯大林创办了苏联版本的诺贝尔和平奖——斯大林和平奖,后来被赫鲁晓夫更名为列宁和平奖。

专制政权固然有其相似性,然而细琢磨起来,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与目前的中国还是有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可能是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我可以给德国冠以“纳粹”,给苏联冠以“共产”之名,而当前的中国却无以冠名。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以某一意识形态作为其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主义”、“理想”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统治者用一套具有相当洗脑力的冠冕堂皇的理论掩盖其所有的罪恶。而当今的中国,无论当政者如何高叫理论自信,“六四”的一声枪响为中国送走了马列主义,自此后,中共已经没有一套象样的可以为其罪恶解脱的意识形态理论。今天,习近平可以任意解释他的“中国梦”,但他绝不敢宣称他的中国梦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六四后中共政治上一直处于守势

中共政权一方面迅速滑向无底线实用主义,另一方面心里总是不踏实,一直试图寻找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来重建自己不接受民意检验(民主)而长期统治的合法性。于是乎,民族主义应运成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替代品,他们相当成功地把民主主义打成民族主义的敌人——西方,试图颠覆中国的意识形态,以此抵御世界民主潮流对中国的影响。然而,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是不够格的,因为它不能作为一种世界观解释人生和社会,而且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显然不利于它在国际上建立政治同盟,于是,统治者又抬出了命运多舛的“孔子”,一方面在国内建立正统性,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输出中华文化符号,树立拯救世界的思想体系形象。就这样,“反民主”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当政者试图以此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真空,孔子和平奖正是为服务于这个目的而生。

“六四”后,共产国际老大苏联以及东欧共产政权接踵垮台,在事实上宣告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破产,中共再也无法用共产主义的说教欺骗人民了,与此同时,国内民众人权意识逐步觉醒和世界民主版图的强劲扩展,使得中共政权在政治上处于了守势,虽然经济的迅速增长让中共政权喘息过来并变得十分张狂,但这种政治上的守势其实一直都没有本质改变。

习近平接班上台时的政治形势与他的前任胡锦涛有所差别者的是人们的普遍心态:体制内外的人都似乎感觉,习近平可能是中共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就是“亡(党)国之君”。这种政治危机感客观上强化了习近平既有的救党保江山的使命感:不仅要守住,还要做中共王朝的中兴明主。

乞灵于超验的历史道德而绑架孔子

习近平自觉不自觉地要把他的使命迅速意识形态化,而不幸的是,他的选择在实质内容上延续了邓小平以降的思路,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抵御民主化。习近平倾心模仿的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府,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型态,搞上层建筑。”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正是在这个会议上被打倒的,直到1978年复出,习近平自然对毛的讲话刻骨铭心:意识形态工作攸关“保卫和推翻一个政权(权力)”,“失去了政权(权力)比什么都可怕”。无怪乎,习近平一上台就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对自由言论进行全面打压。

中共的“反民主”意识形态首先要乞灵于超验的历史道德助其合法化。而中共的历史道德资源是非常匮乏的,情急之下,只有绑架“孔子”,让“孔夫子”入党按照中共的剧本粉末登场,为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统治的正统性和历史道德化背书,同时试图用一个“中国梦”的虚幻红绸带拴住中国历史上所有可能的正面符号,似乎要向世人展现一个历史秘密:自孔子以降的中国先贤数千年来都在做同一个“中国梦”,而美梦成真就在今天。

习近平通过高调祭孔,强调“不忘历史善于继承”,文艺座谈会讲话,在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厂矿、公司、学校以群众大会、演出、比赛、考试、标语等仪式化政治活动,试图将这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定于一尊。

以反颜色革命为名掀起新冷战

同时,需要在国际上寻找敌人和同志。不消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当然是“反民主”意识形态的天然敌人,有着抵御民主化同样需要的普京、卡斯特罗等老同志自然变成了反民主的新同志。普京对内压制反对派,对外扛起反美反自由世界的大旗,企图使世界因此陷于新的意识形态冷战。俄国把冷战前线推进到乌克兰而中国把冷战前线推到香港和台湾,由于美古关系“正常化”,猪猡湾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又一个前线。

反“颜色革命”是中俄的共同需求。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俄中两国防长会晤后表示:我们注意到不久前香港发生的事件,“颜色革命”威胁俄罗斯和中国,因此两国应联合对抗这一挑战。并向中方提出解决香港占中运动的方案。当俄国经济在西方国家的制裁下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环球时报》就在社评里说:“必须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果蔑视中俄关系,是很‘二’的。面对来自美国越来越沉重的综合压力,中俄彼此是对方极其宝贵的战略资源,双方谁都没资本削弱这一资源。”

新的意识形态冷战除了前线的对峙,还有“敌后”的渗透,中共在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用“孔子”作为掩护的。近年来中国斥巨资在美国等国家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日前接受英国BBC访问时,直认不讳她的部门就是要向外国的学术机构,无论是哥伦比亚或史丹福大学,甚至是社区的小学,输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已经开引起各国的警觉和抵制。

以实用主义和道德堕落维持政权

中国孔子和平奖的背景虽然一直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高调的运作的孔子和平奖,假如不是得到官方的默许,是不可能一年年地发下来的。普京、卡斯特罗都是中国孔子和平奖的获得者,孔子、普京、卡斯特罗这些符号的迭加,恰好暗合了“反民主”意识形态的真实形象和内涵。在此不能不提该奖的第一届获得者、台湾的失意政客连战。连战这一符号迭加可以说是“反民主”意识形态绝佳陪衬,因为他不仅背叛民主投靠中共反民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提醒人们中共把新冷战前线推到了民主台湾。

中共“反民主”意识形态没有信仰,没有理想,不成体系。然而,它的实践意义超过了它的理论意义,因为它在实践上没有拘束,非常实用和灵活,以致于马克思、儒家还有中国梦都成了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辩证法唯物论成了“变着法为我论”,历史唯物主义成了“历史为我主义”,这种实用性和灵活性正是中共可以取得相当迷惑性成功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们知道,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军队和警察,他们比让人们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重要。换句话说,人们普遍的实用主义和道德堕落,将继续是这个政权可以维持的根本。因此,假如习近平的官员忽然都不腐败堕落了,他会感到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假如无“腐”可反了,这个政权也就完蛋了。

文章开头说这一时期的中国,不像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名头,其“反民主”意识形态没有世界观、没有理想和真实信仰者、不成体系,背叛了共产主义,不配成为法西斯,也不是政教合一,我们姑且称它为“反民主化时期的中国”。

2015年1月3日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