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政治局委员张春贤五千字鸿文，力言“我国法治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道路”。他们一定以为，中国人已经没有一个懂得中国司法史。
战国时代，法家韩非就主张“法不阿（阿从）贵，绳（法律之准绳）不挠曲，矫上之失，诘（追究）下之邪”。司法部门不阿从君主，实质就是英美等国家崇尚的judicial independence（司法独立）。
三国魏明帝年间，宜阳典农官刘龟射兔禁地，遭属下张京违例告发。明帝隐去张京姓名，只把刘龟付廷尉高柔鞫讯。高柔表请告发者名字，明帝大怒道：“送龟廷尉，廷尉便当考掠，何复请告者主名？”高柔说：“廷尉，天下之平（秤）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明帝不得已，讲出张京姓名，最后刘、张各当其罪。这不是司法独立是什么（《三国志》卷二十四）。
唐太宗年间，不少人伪造资历求官，太宗下令他们自首，否则处死。不久，有伪造者事发，大理少卿戴冑却根据法律，只判犯人流放边疆。太宗问他是不是受贿，戴冑不慌不忙说，皇帝一时喜怒之言，不是法律：“陛下当即杀之（陛下最初假如把那罪犯马上处死），非臣所及（我管不了）；既付有司，臣不敢亏法。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太宗连声嘉许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这不是司法独立又是什么（《旧唐书》卷七十）。
高柔、戴冑那样的法官，中国历代不知凡几。当然，在君主而不是民主时代，他们有时难申抱负，但请中共不要厚诬我国，说什么“司法独立是西方观念，不合中国国情”等等。
张春贤说：“中国法治，不是三权分立的法治。”中共所谓法治是什么，你越读他们动辄万言的阐释，越是不知所云，但两件小事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去年十二月五日，中共正式宣布前高官周永康“严重违纪”；同一天，周永康还未上法庭，所谓最高人民法院就宣布“坚决拥护中央对周永康的处理”。这样的司法奇观，旧中国最黑暗时代都未尝一见。
又今年一月六日凌晨，河南郑州市张雨兴等三名老人，睡梦中突然遭四十多个壮汉拖出家门，所居房子马上被推土机夷平，四十多年积蓄的十万元，藏在家中，一时就化为乌有。他们休想求法庭申冤。官要抢地，民靳而不与，就是违反法治。
今天，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誓言要否决当局的假普选法案。根据中共法治原则，习近平只须下令人民代表大会重新解释《香港基本法》，法案就保证过关。根据《基本法》附件，修订行政长官选举规例，固然“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通过”，但那“全体议员”大可解释为“全体爱国议员”。这样，“不爱国”的民主派议员只能徒呼奈何。
新中国统治者哪里会讲什么“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等迂腐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