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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

余协中

余英时先生大名鼎鼎,但是余英时的父亲,世界史学者余协中却不为人所熟知,据《晚年定居美国的学者余协中》一文介绍,余协中生于一八九九年,三岁的时候丧父,由母亲吴氏抚养成人,十七岁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一九二一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论文是《刘知几之史评》。一九二六年入美国卡拉格大学(Colgate College)就读,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继而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但是没有读完博士课程便返回北平,任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一九二九年春天余协中和张韵清结婚。

余协中的处女作是一九二三年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几句关于女子参艺的话》,余协中针对的是当时报纸上关于女性是否应该参加艺术活动的问题,认为女性应该参与艺术活动,同时余协中认为讨论问题应该具有点取善去恶的道理,不能吹毛求疵,专找别人的错误,那就未免失去批评和讨论的意义。文章最后注有余协中的地址,西城半壁街,应该是余协中当时的住处。

过了两周,余协中又以“协中”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看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触》,主要针对的是八月十九日萧度致孙伏园的信,萧度在信中认为五四以来虽然女子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女性的很多议论是浅薄的,余协中认为这与时代有关,许多女学生在读书时还知道“解放”“自觉”等等观念,但是最后都不知不觉的陷入到了“贤妻良母”的泥淖中,在结尾余协中希望所有的女性都能够参与到社会的种种活动中去。

没过多久,一位名为松雪女士的作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纯阳性的讨论〉答协中君子》的整版文章,对余协中进行批评,认为余协中所言“女性做了太太之后大半被贤妻良母主义征服”,等于直接坦白男性妨碍了女性的独立与发展,同时作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乃至文学革命,甚至是晚清的政治革命,都不乏女性的身影。从全文来看,松雪女士不仅误解了余协中文章的原意,而且火气极大,很明显缺乏讨论问题的心平气和。

在此之后,余协中很长时间没有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直到一九二六年,余协中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新式婚姻制度下的危险性》一文,这篇文章当时随处可见,影响也很大,引起了徐志摩的注意,当时徐志摩是《晨报副刊》的主编,将这篇文章在《晨报副刊》上转载,徐志摩还不忘调侃余协中,在按语中徐志摩说:“出娘胎来做人本人就是危险性的事业……就比是绝海里行舟,海是反正有波浪的,就看你把的稳还是把不稳,我们该注重的,按我说,不是跟海去商量要它减小她波浪的危险,我们该研究的是怎样才能练成功我们航海的本领。”

一九二七年夏天,当时余协中转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西洋通史,并且出版了同题的著作,由世界书局印行,一九三三年出版,一共有三册,余协中在此书的序言中说:“数年来历在各大学教授历史课程,讲稿屡经修改,迄无暇整理付梓。今夏世界主人迭函约为该局撰《欧洲外交史》,旋复为应目前的急需,嘱先编《西洋通史》,情意恳致,不得已勉为担任。”

余协中在该书的导言《历史的研究》中,除了分析世界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迁之外,还颇有兴致的谈到了辛亥革命:“历史包括范围太广,其变迁也是逐渐的,单是政治,或宗教或经济的重要事端,绝不能忽然改变整个的历史,譬如一九一一年清代灭亡了,一九一二年便属民国史的范围,试问一九一一年的革命,除了把政府制度改变以外,其他经济、社会、与宗教等等又有何种区别?”

余英时的学生王泛森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曾经谈到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余协中在哈佛读书时候的导师是阿瑟•施莱辛(Arthur M. Schlesinger),王自己曾经在服役的时候,偶然在士官学校图书馆看到过《西洋通史》,王对于此书的作者居然是余英时的父亲大感震惊,因为这书不仅写的不错,而且给学生上课还颇有参考价值。余英时后来去哈佛读书,余协中还特意叮嘱余英时前去拜会阿瑟•施莱辛。

余协中在南开大学教书期间,余英时出生,张韵清因为难产而去世,余协中睹物伤情,遂离开天津,到安徽大学授课。而后余协中还曾经在复旦大学教过书,最后在东北办了中正大学。王泛森提及,台湾中正大学要复校的时候,曾经请余英时担任复校之后的第一任校长,当时《中国时报》的董事长告诉王,希望由他致电余先生,请他回来继承父亲的事业。

余协中在南开期间,发表的文章较少,目前查到的只有一九二九年发表在《社会学界》的《北平的公共卫生》一文,这篇文章篇幅较长,是一篇非常详细的调查报告,还附有图表,全文分为七个部份,第一部份为“北平卫生泛论”,第二部份为“公共卫生的略历”,第三部份为“北平过去现在卫生的行政”,第四部份为“北平卫生工作的困难”,第五部份为“北平过去卫生的工作及预防政策的重要”,第六部份为“由统计表研究北平公共卫生应注意之点”,第七部份为“现在卫生局对于北平卫生的计划”。《社会学界》是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刊物,余协中发表的卷数是第三卷,同期发表的还有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和历史学家瞿兑之的文章。

余协中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转折,是一九三○年出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常委兼研究部主任,张学良任该会会长,数月后又前往南京就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外交组委员,当时蒋介石是该会的委员长,两年后余协中返回北平任原职。抗战爆发前夕,余协中南下开封,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一九三九年赴重庆任国立编译馆编译,后往昆明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协中在此时结识了于右任,以书法名世的于右任曾经手书赠余协中,其中有“开门常遇竹马邻”,可见两人私交颇密。

余协中在自述中曾经言及,当时国防设计委员会外交组委员还有李维果、高宗武等人,当时蒋介石的剿共正处于关键时期,蒋介石亲自在南昌指挥,余协中所在委员会改为偏重国防资源研究,外交组转并入外交部,于是余协中才返回北平出任原职,当时是民国二十五年。余协中感觉日本侵华形势日渐紧张,在七七事变之后将余英时送回潜山老家寄养。

余协中在河南大学时,学校受当时新生活运动的影响,成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组织妇女问题讨论会,当时请余协中指导进行,可知当时余协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河南大学时事研究会还请余协中就中日关系发表了题为《从国际立场观察最近中日关系》的演讲。

据《申报》一九三五年所刊登的《省立河南大学现况》报道,当时余协中是文史学系的主任,当时的校长是刘季法,文学院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一山,法学院长是王希和,英文学系主任是饶孟侃。著名历史学者萧一山后来和余协中过从甚密,据陈夏红在《法政往事》中记述,一九三○年代的余协中曾经和杨兆龙、萧一山、祝世康等人,在南京成立经世学社,创办了《经世》月刊。杨兆龙在经世学社时间不长,但短期内做了大量工作,除了担任过一段时间《经世》主编之外,还写了不少时政评论,余协中也对此月刊贡献甚大。据查余协中在民国时期一共发表过约五十篇文章,其中在《经世》上发表的文章就有二十一篇,其中有《战斗精神与最后胜利》、《几点关于游击战与民众组织的意见》等文章。

从余协中三十年代发表的文章可以很明显看出他从学者转而从政的变化,三十年代早期余协中主要在《外交月报》上发表文章,其中有《两大战争中法国的外交与我们应有的教训》、《美国远东政策的过去与将来》等文章,同时还翻译有《经济制裁与外交》一文,从这段时间可以看出余协中对于中外政局的高度关注,也可以看出当时余协中身份的变化。

抗战爆发后,当时河南大学也随着局势发生变化,转而前往他地,余协中一开始在重庆,后来在戴季陶的帮助下前往昆明,但是余协中非常不适应昆明的生活,加上胃病常常发作,后来接到家书得知母亲故去,因此返回潜山,抵达重庆时得知归乡之路已断,于是留在重庆,后来与尤亚贤在重庆结婚。当时虽然两人都有工作,但还是要靠卖文补贴家用,余协中认为此为一生写文章最勤的时候。

随着抗日局势的日渐紧张,日本准备完全切断中国的国际路线,同时进攻缅甸,于是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甸,余协中随军担任外交联络员,驻眉苗与英驻缅甸都督保持联系,但是英国驻扎缅甸的军队毫无战斗力,迫使中国远征军向南撤退,许多军队无法撤退而转向前往印度,死伤不计其数,余协中侥幸不死返回国内。余协中返回国内之后,任职于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继而被任命以休假教授的名义赴印度讲学,当时余协中的次子余英华刚出生,营养不足,国内收入远不足用,所以余协中答应前往印度,此时已经是一九四一年秋。

据余协中自述介绍,当时余协中旅居印度八月,足迹遍及加尔各答、新德里、孟买等地,当时甘地和尼赫鲁都在狱中,无法与余协中见面,但是尼赫鲁在狱中致函,请其妹哈青逊夫人与余协中接洽,当时余协中住在孟买,哈青逊夫人经常来访,同时甘地的长子和次子也和余协中有过多次接洽,余协中认为甘地长子似乎不大成器,次子办报,似乎较有思想。余协中在印度还会见了回教的领袖真纳,余协中受真纳邀请会面,本不想见,后来双方约定谈三十分钟,不想谈了四个小时,其间让余协中印象深刻的是双方谈论如何防卫东巴基斯坦问题,后来东巴基斯坦的独立,证明了余协中的预见性。

余协中回国之后,根据研究调查所得,撰写出报告呈交军委会,余协中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形,印度独立是必然的结果,甘地为宗教领袖,尼赫鲁是政治领袖,将来掌握政权的必然是尼赫鲁,中印关系和谐大过冲突。余协中本来想回国重执教鞭,但是军委会力保其出任远征军政治部中将主任,余协中认为自己一介书生,不能担任此大任,但是另外一方面,余协中也有不赴任的考虑,当时余协中就战后和平问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得到了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赏识,戴季陶命令秘书邀请余协中担任考试院参事,余协中欣然答应,在考试院工作期间,余协中加紧读书,同时在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担任教职,一九四四年,军委会将全国分为四区,每区聘请一人担任演讲,余协中被调任两广、湘、鄂、赣等地。

余协中之所以获得戴季陶的赏识,与当时余协中对于战后世界局势的判断有关,一九四○年《读书通讯》杂志将余协中的这篇社论转载,置于问题笔谈栏目第一篇,同时也刊发了林同济《战后世界的讨论》和胡适的《论战后新世界之建设》等文章,可想而知当时余协中这篇文章的影响。余协中认为,战后应该成立和平组织,严惩战争罪犯,同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应该说余协中当时非常具有远见。

余协中在福建时,日军大举进攻,余协中欲返回重庆未果,幸亏胡宗南部和美国飞虎队的到来,才阻断了日军的进攻,随后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战争结束,当时余协中的朋友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九省司令长官,请余协中一并前往,担任长官部秘书长一职,余协中无奈向考试院告假一个月,抵达南京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任命,考试院职务自动取消,余协中感到非常无奈。余协中前往沈阳之时,当时苏军还未撤退,共军还在沿途,所以行程缓慢。

余协中初到沈阳,被任命为东北中正大学文学院院长,沈脗无自述中曾言及:“这年冬天,燕大同学李荫棠和余协中来找我,余协中比李荫棠高两班,他们都是历史系同学。我以前不认识余协中,他来约我到东北去教书,说要在沈阳办中正大学。”中正大学成立时,校长张忠绂并未到校,余协中随后被任命为校长,当时和余协中同事的还有中文系主任高亨,但是高亨在中正大学只是兼职,本职工作是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据《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五十辑的一篇文章介绍,当时的中正大学校董会都是由东北政界头面人物组成,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担任名誉董事长,杜聿明担任董事长,校董会而且囊括了当时东北军政大员,但创建一所私立大学,仍需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在校董会商讨这所私立大学的名称时,杜聿明主张定名为“中正大学”,一则为取悦于蒋中正,二则便于立案,尔后以中正大学之名义报呈教育部。果然教育部一反办事效率极低的常态,很快就批准了这所东北中正大学。杜聿明为了办好这所大学,不惜重金聘请名教授到沈阳,一时人才云集,校长为张忠绂,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原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全校划分为四个学院,文学院院长是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工学院院长是留美的王华棠;法学院院长是留美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学者王铁崖(薄熙来的夫人薄谷开来的老师);农学院长是林业专家贾成章,原中央大学教授王书林担任训导长。

但是不久之后,沈阳就被中共军队攻下,攻城前余协中还曾经前往上海与陈纳德商议租借飞机,将学生接到北京,当时中共部队驻扎在石家庄,学校无法继续办下去,只好请教育部接办。余协中自此离开沈阳,携家眷前往上海,旋即赴香港。此时已经是一九四九,天地玄黄。

余协中的三子余英华,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随父亲迁居香港,一九五○年余英时也来到香港,入读新亚书院,而余英华则进入华仁书院就读,余协中的二儿子余振时一九四九年之后二子随养母张韵华留在中国大陆。一九五五年余英时前往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次年正式读博士,这一年余协中携全家赴美,定居波士顿。

余英时一九四九年之后到香港,也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余英时后来在为巫宁坤的书所撰写的序言中回忆,他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底住进燕京学生宿舍的,十二月底离开,比《一滴泪》的作者巫宁坤早了两年。一九四九年年底,余英时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的来信,原来他们又从台北移居到香港。五○年年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余英时后来如此描述跨越罗湖桥的感受:“突然我头上松了,好像一个重大的压力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相信在某些方面有一个压力,思想上的压力,那压力就在过桥的一刻,头一松就消失了。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如果讲自由不自由的感觉,那是真实的。”

余英时原来认为来港只是短期探亲,还决定回去,在回程的火车上余英时内心挣扎,后来他再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回忆:“三、四个钟头里我都在回想,我在想的不是政治问题,想我的父亲年纪大了,一个人在香港,我弟弟还很小,七、八岁。我离开,他嘴里不说,但心里很难过。好像是不顾他们。所以我想,中国那么大,多少亿人,少我一人,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对我的父母来说,我就比较重要。用共产党的话,是自己作思想斗争,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跟爱国主义之间的斗争。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战胜,我就决定还是回香港。”

余英时觉得自己对香港一直有情感,五十年代他当学生时跑遍大街小巷,虽然开始不习惯,很想回去,待久了才发觉真的自由,无拘无束,余英时认为要不是在香港成长,他也没有今天这种自由想法,余英时说:“如果在共产党或国民党教育下长大,一定会受限制,有些东西不能想,根本不敢去想。”余英时同时认为:“现在香港的言论、说话的人,慢慢自我控制,香港有这个危险性,开始一个自我洗脑的过程。”

也正是因为香港这种自由的气氛,余英时才得以在思想、学术的世界中畅游,以至于后来卓有成就,和余英时一样,余英华也非常优秀,余英华一九六八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后即在密歇根执教,一九九七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布罗克堡分校校长,二○○四年起担任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校长。余英时一九六一年从哈佛毕业时,也曾经在密歇根大学执教。余协中晚年最值得欣慰的事情便是二子均有所成就,当时余协中的妻子尤亚贤在哈佛大学任职,后来在密歇根大学解剖系担任研究员,曾经与伯克(Baker)教授合作撰写多篇有关癌症的论文。

余协中侨居波士顿剑桥时,还曾经和胡适有过交往,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潜山余协中来访,他是用Refugee Act(难民法案)来美国居留的,现居Cambridge(剑桥),他说起儿子余英时,说Harvard(哈佛)的朋友都说他了不得的聪明,说他的前途无可限量。”胡适当时还对余协中说:“我常常为我的青年朋友讲那个乌龟和兔子赛跑的寓言,我常说:凡在历史上有学术上大贡献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如朱子,如顾亭林,如戴东原,如钱大昕,皆是这样的,单靠天才,是不够的。”

但是胡适当时没有想到,后来他的年谱长编乃至日记的出版,都是余英时写的序言,胡适更没有想到的是,余英时成为了继他之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人。

余协中自述来美时年事已高,所以索性不再工作,安心读书,专心学问,余协中认为美国是难民的天堂,美国社会基础稳固,能够充份保障个人的自由,让每个人安居乐业,而且美国以前虽然有种族歧视,但是现在越来越少,现在黄种人和白种人没有差别,余协中说自己刚来美国时一无所有,但是现在生活得很舒适,来美国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美国没有特务跟踪或者秘密警察的盘问,但是“唯共产嫌疑者除外”。

当然余协中晚年也有很多的遗憾,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能回国,他在一九七八年曾经致信给在国内的侄子余天宝,询问当时的国内情况,当时余英时即将率团访问中国,余协中也申请回国,他在信中提到国内很多长辈均已过世,非常悲伤,同时余协中询问天宝那些长辈的坟墓安葬在何处,同时询问天宝从安庆到官庄是否需要乘坐公共汽车,需要多少时间等详细问题,同时还问起官庄和其同辈的一些朋友是否还在世。但是这封信因为其中问及家乡是否能吃饱的问题,被当时的生产队刘书记扣下,没有及时送到余天宝手里。

余英时一九七八年访问大陆,见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后再也没有晤面的弟弟余振时和养母张韵华,当时两人住在东城区北兵马司胡同二十三号,这处房产是在余协中四十年代以其夫人尤雅贤的名义购买的,余英时离开大陆之后不久充公,政府另外安排了许多居民迁入,张韵华和余振时只住其中一间,但是政府至今也没有归还余家这套住宅。据说余英时当时在北京把养母接到北京饭店话旧时,还曾经遭遇过跟踪。

余协中最后估计是因为余英时在一九七八年回国的这些不愉快经历,加上年事已高,没有落叶归根,在一九八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他在去世前所写的自述中说:“有一事不能释然于怀者,即有家归不得,因之而来之痛苦,终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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