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一向翻云覆雨，朝令夕改。
雨伞保护下的占领行动经历近八十天，在警方的清场下宣布结束，成就了香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壮举。
为吸取经验以利再战，笔者有以下的思考：
一、何谓法治？
这个问题，在运动的过程中我想得最多，也收获最大。最初我奇怪，为什么同一个法律学院出来的同学对法治的理解可以有这么大的分歧？那些卖“法”求荣者如袁国强、林新强等就不用提了，但确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普通律师对法治的理解与戴耀廷、陈文敏等的看法距离很远，为什么？
戴耀廷教授的文章〈反思公民抗命与法治〉解决了我的疑问。他说：“法治理论，把法治分为四个层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以致违法达义的公民抗命。”原来香港对法治的主流认识只及初阶层次：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袁国强在法律年度启动典礼上的演讲，充份说明他有意把法治论述停留在初级层次。至于以法达义或违法达义，对于一些律师来说，是没有学过还是碍于强权不敢承认明说，大家心里有数。
所以，梁振英政府很容易紧紧地抓着法治单单是“守法”的民众心理，利用人性的弱点，开动所有传媒机器，各级高官、各类亲共派主导舆论，不断轮翻叫喊：守法守法，犯法犯法……使市民的法治思想只能停留在“守法”这初阶层次上打滚，无法上升至高阶层次。虽然在整个战役中，我们已经成功地使无数知识分子，中产者认同以法达义理念，但如何提高普罗大众对法治几个层次的理解，仍然是我们必须反思的题目。
二、网络时代群众运动应否有领袖？
几年前有一位电脑专家告诉我：“互联网的精神基础就是个人自由，网民在互联网上遨游的时候是一个具自由意志的个体，独立的思考，自由的选择是他们的权利。互联网时代群众运动的主要点并非是否有领袖而是是否有意念（Idea）。人人均可有权提出意念，谁的意念得到足够的支持谁就成为带领运动的领袖，人人均可成为领袖。但支持者必须服从领袖的指挥遵守纪律，是为道义上的责任。而这个充满生命力的意念在互联网上传递，经网民讨论修改补充，添砖加瓦，使意念更丰富甚至变成面目全非的新意念，这时原来的领袖淡出，新的领袖出现，在意念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可以先后出现不同的领袖。”这样的网络概念，我虽然曾写在拙著《我与香港地下党》之中（p.132︱134，p.325），但当时并无具体实践，未能深刻理解。没想到2014年网络群众运动真的在香港出现，让我大开眼界，可以进一步去学习。
那么如何看去年的占领行动？电脑专家说：“占领行动基本上符合网络时代群众运动的规律和原则。最初占中三子提出公民抗命及占中行动的意念，得到足够的支持成为运动的领袖。其后双学在三子公民抗命意念的基础上修改占中行动为重夺公民广场的新意念，更得到二十多万人出来占领的支持，且进而演变成三区占领行动而成为新的领袖。这是网络运动的规律，并非什么骑劫、被边缘化的问题。后来出现了行动升级暴力反抗、撤退、绝食三个意念，显然地，事情的发展说明，只有撤退这一意念得到占领区内区外的大多数支持而回归原来三子的意念，以自首和静坐被捕结束占领运动。三子的意念经过一个奇妙的旅程而回到原状，证明这个意念相当正确，始终得到广泛支持，值得赞叹。”不过他又说：“这场网络运动并不完美，香港部份网民道德教养很差，文明程度很低，滥用自由破坏网络游戏规则。自由的底线应有道德的制约。”
是的，我认为在运动中，“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不要领袖”，是典型道德沦丧，道义泯灭，破坏运动的表现。你既已支持一个意念，便应尊重和爱护提出意念的领袖，除非你另有新意念提出而又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否则的话你只能服从领袖的指挥，这是网络运动的原则。因此，网络时代群众运动其实有领袖。领袖应该有计划有策略去实现意念争取目标，应该懂得与同路人和衷共济。当然，如何当好领袖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三、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否已经无效？
我认为这并非有效无效问题而是策略问题。我们的对手——专制政权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却只有一把雨伞，要暴力，能到哪种程度？我们没有暴力反抗的条件。如果我们“打砸抢烧”，必定引来极权政府的血腥镇压，造成生灵涂炭而徒劳无功白白牺牲，这是我们不愿看见的结局。反而非暴力抗争，对港人诉之以情、诉之以义、诉之以理，才能得到同情理解和支持，才能给专制政权增加压力。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是对付专制政权的有力武器，我们必须坚守。
作为这次运动领袖的双学在运动后期将运动升级包围政总，而不断升级冲击的结果是走向暴力的边沿，失去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让专制政权乘虚而入。双学太年轻了，很难控制自己愤怒到极点的情绪，让运动失控地流向非暴力的反面，险些儿抛掉公民抗命这原来的意念。这是必须反思的重点之一。
四、反抗运动的策略
传统上反抗运动的形式大概只有两种：街头斗争和议会斗争（现在也有网上斗争）。两种方式互相配合、互相辉映。街头战士和民主派议员紧守本位进行战斗，给专制政权一个内外夹攻，才是最佳的策略。近年来，因受立法会分组点票、比例代表制的掣肘，议会斗争成效不彰。许多人归罪于泛民议员的无能无勇，这是太过份的指摘。其实，我认为，议员们已竭尽全力，克尽己责。真正要负责的是选民，选民不了解议会斗争的重要性，对议会及政党失去信心，却不知自己的责任就是用选票给予泛民足够的议席去战胜那些掣肘。
是次占领行动中，民主派议员默默持守鼎力合作，尤其是二十三位饭盒会议员，在梁家杰先生的召集下表现出团结坚定进取的精神是前所未有的，令我感到非常安慰。但有些人还是不肯罢休死缠烂打不断批评，惟恐他们不够超前不够激进，却不知街头斗争与议会斗争自有其各自的精采、各自的分工，坚守自己的岗位才是最重要。现在我朋友却担心他们太过超前，太过投入，多人被捕，影响议会斗争。警方是否阴谋地拖延判案时间，至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时才把他们全部收监，阻碍他们否决方案？这是否过虑？
在来临的战役中，议会斗争将会是重要的部份，除了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需要认真协调谋划外，林郑月娥在次轮政改咨询记者会上宣布，未来将会全力去争取泛民的四票赞成票，以便政改方案可以顺利通过。她在宣战，政改之战变成四票之战，一场四票的争夺战和保卫战。这就是选民给予泛民的可怜的岌岌可危的四票。
如果政府交出一个人大决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我赞成否决。不要害怕亲共派把失去一人一票选举的责任，把梁振英将会连任的责任归咎于民主派议员的否决从而认为民主派在未来的选举将会受到惩罚。只要我们深入群众，把假普选“袋住先”的祸害宣讲明白，他们这些危言耸听，自会不攻自破。
否决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真普选，政府就要重启五部曲，我们就继续抗争，继续雨伞运动。既然我们已经决心一代、两代、三代地争取，也许我们会经历无数次五部曲，无数次否决，让这个否决薪火相传，直至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真普选最终必会到来。
梁振英的施政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党员为落实党中央在经济民生政制教育和意识形态上全方位改造香港的政策而作。比起1953年在国内实行公私合营政策，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来得更广更深更猛更狠。为了改造，共产党一向翻云覆雨，朝令夕改，推翻承诺，无法无天，志在必行。
只要看到梁振英在答问会上那种轻佻浅薄霸道的奸相，那种针锋相对语言挑衅的战斗格，我们就确定我们只有继续反抗之途，别无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