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能以“打老虎”为契机，消灭党内的山头和帮派吗？
一
年关将近，令计划落马。和周永康一样，令计划也是在三亲六眷、门生故吏几乎被一网打尽之后才被收押的。此前，他一定也经历了食不甘味、睡不安寝、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漫长煎熬，既充满了绝望，又心怀侥幸；比周永康更加不幸的是，在从满门富贵走向满门遭殃之前，令计划就提前遭逢了丧子之痛——正是两年半前那场致令家独子死亡的法拉利车祸事件敲响了令氏政商帝国衰亡的丧钟。
令计划的谢幕动作怪异之极、难看之极：儿子死了，他若无其事，照常出席公开活动；兄弟栽了，他不动声色，仿佛自己是个局外人；落马前五天，他刚刚在《求是》杂志上发文谄媚习近平，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新八股句式一连用了十多遍，好像他是“习总”钦定的“传声筒”和“亲密战友”似的。据传江泽民怒斥其“没有人性”，网民讥讽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与其说他是“老虎”，不如说其实更像病猫。这让人想起延安整风前期的中共元老王明，当毛泽东的屠刀已高高举起，一向高傲的王明忽然低声下气发表了《学习毛泽东》的公开演讲，作起了颂扬宿敌毛泽东，揭发同党博古、张闻天的大文章，可惜此举不仅没有挽救王明的政治生命，反而增加了毛泽东“痛打落水狗”的鄙夷和轻蔑。都树倒猢狲散了，还想着要改换门庭，重新站队——晚了。
令计划是前朝红人，中办主任，“天子近臣”，是胡锦涛“治国理政”一天也离不开的亲信，其对胡恭敬侍奉，任劳任怨，细心周到，殷勤备至。庸君弱主的身边通常都会有一个专擅弄权、贪得无厌的“大内总管”，如明武宗之有刘瑾，明熹宗之有魏忠贤，令计划大概就是胡锦涛身边这样的人物，只要勤勤恳恳把胡锦涛给侍奉好了、糊弄住了，该办、不该办的事情他令计划都敢办、也都能办。
但令计划又不止于“胡锦涛亲信”这么简单。在中共高层，他的派系色彩十分复杂：令计划从团中央发迹，长期在团系统坐镇经营，是正宗的“团派”，且被“团派”人马奉为代言人；他的父亲令狐野以乡村游医身份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医务科长、晋察冀边区首任医疗局长等职，与同属山西籍的中共元老薄一波为挚友，六十年代初因不明原因弃官回乡定居。令计划之所以23岁毛头小伙从山西省的小县城入京为官，一直顺风顺水，步步高升，正是乃父将其拜托给薄一波培养提携所致（105岁的享受副省级待遇的处级离休干部令狐野老人仍然在世，想必他非常后悔当年让儿子投靠薄家做官的决定）。坊间传言薄一波“几乎把令计划当成养子”，所以令计划与“太子党”，尤其是与“太子党”中之“薄党”关系非浅；此外，山西籍众多高官抱团结伙，相互照应，且定期秘聚，号称“西山会”，令计划是该秘密团体之首领，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的文章称之为“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薄熙来落马，周永康、令计划从此官运逆转，开始走下坡路。儿子令谷突发车祸身亡，更让令计划猝不及防，为了掩盖真相，令计划不仅私自调动中央警卫部队接管现场，且求助于周永康动用政法系统封锁消息，并让周的部下蒋洁敏用中石油的公款给车祸中的两位女性当事人家属支付巨额封口费，为此令周二人达成了秘密的政治结盟。在网络时代，一条有关高官子弟、法拉利跑车、赤裸美女、神秘车祸、政变传闻的“谣言”是不可能被封锁得住的，这也就为令计划紧随薄熙来、周永康在“打老虎”运动中彻底覆灭埋下了祸根。
二
明里，令计划是“胡锦涛的人”，是“团派”头面人物；暗地里，他也是薄熙来、周永康的政治盟友，还是众多山西籍高官的官职提拔者、幕后操纵者和利益保护神。有海外媒体称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为密谋篡党夺权的“新四人帮”，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在令计划落马之际，官方媒体也传出了习近平在政治局和中纪委的讲话，要点是“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这种货色总有一天会出事！”新华网点名指斥“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矛头直指周永康、令计划。
习近平的讲话完全坐实了“打老虎”运动是“选择性反腐”，而选择“老虎”的标准并非腐败的性质、数额与情节之轻重，而主要在于背后是否有团伙、朋党、帮派体系。简言之，习近平如此警告中共官场漫天遍野的腐败分子：若金钱挂帅，为腐败而腐败，这样的“老虎”或许还有救，还可以“容忍”；若有政治野心，搞团伙、拉山头、结帮派，图谋不轨，这样的“老虎”“决不容忍”，则在必打之列。那么，习近平能以“打老虎”为契机，消灭党内的山头和帮派吗？
毛泽东曾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听起来开明极了，就好像毛泽东一向赞成多党制，一向支持党内派系公开化似的。毛说此话时，中共还不是中国的执政党，毛泽东也还不是中共的“伟大领袖”。延安整风打烂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的“教条主义宗派”和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的“经验主义宗派”，毛泽东在党内封神称圣，从此“党内有派”是为大逆不道；1949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毛和中共转而公开奉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极权主义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从此“党外有党”仅限于八个花瓶党。
然而，禁绝明争，必有暗斗；截断清流，必生污浊。作为对不许自由立党、不许公开结派的报复：无公党，必有私党、朋党、逆党；无正派，必有邪派、团伙、山头，这是无论如何也禁止不了、避免不了的。即使是像毛泽东那样的大独裁者，其实也自知其无法完全消灭党内的山头、派系。毛的拿手好戏并非消灭帮派，而是拉一派打一派，玩弄派系平衡以求大局稳定（如所谓“五湖四海”），挑动派系斗争以得渔翁之利。比如高岗、习仲勋的陕北小山头本属于毛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在肃反中被捕差点被活埋，系由中央红军救出，延安整风时毛为高、习彻底平反，并封高岗为“陕北正确路线的代表”。1952年，为了平稳“刘少奇的圈圈”、“周恩来的摊摊”（高岗语），毛用“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压制“白区党”，调“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将高岗置于对抗刘少奇、周恩来的位置上，结果对抗失败，导致陕北山头全军覆没，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后来的大祸即根源于此。毛时代每一次党内“路线斗争”，毛都驾轻就熟地拉山头、拆墙角，玩弄派系纠纷游戏。
在一个大的组织之内，观点不同，以分派系；利益不同，以分团伙；人马、地盘、势力范围不同，以分山头。只要符合宪法、法律和组织内部规则，这些组织内部的分殊都是正常现象。像“利益集团”、“派系政治”这些词汇本应该是中性词，如果利益是合法的，则利益集团便无可指责；如果政治派系是依照法律法规公开成立、正当活动，则派系政治亦无可非议。可惜，在中文里“利益集团”、“派系政治”这些词都成了贬义词。进而言之，帮派、团伙、山头之有无，其实与腐败没有必然联系：有派系未必贪腐，无派系未必不贪腐，二者不应强行挂钩，不应搭配打击。
前不久，香港《大公网》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政坛正在崛起一支“之江新军”。所谓“之江新军”，意指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旧部（当年习近平以“哲欣”笔名在《浙江日报》上开设“之江新语”专栏）——如黄兴国、黄坤明、夏宝龙、巴音朝鲁、陈敏尔、蔡奇、钟绍军、楼阳生、应勇等人，现在都已被安插在全国各地重要的省部级新岗位上。这篇文章随即被删，显然是“之江新军”一词有“浙江帮”或“习家军”之嫌，有如江泽民时代的“上海帮”，触犯了最高当局的政治忌讳。但应该说，政治领袖任用自己更熟悉、更信任的人，只要符合法律和党纪，知人善任，并无不妥，这与结党营私或培植党羽毫无关系。然而，若只是借“打老虎”之名，行争势力、抢地盘、夺山头之实，只许我有派系，不许你有派系，如毛泽东一样，则不是一件政治上光明正大的事情。
20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