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颐和园，北京石油学院学生轰捕雀。
麻雀与曹操，本不搭界，但在20世纪50年代，二者在我们的社会中却一度突成不大小的“热点问题”。现在回观这幕二者荣辱殊途的悲喜剧，仍使人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
俗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毛泽东曾将“解剖麻雀”作为由“特殊”了解“一般”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加以推荐。但在五十年代却曾真地兴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使麻雀痛遭“浩劫”。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像，在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薛攀皋先生在《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一文中，详述了这段荒诞不堪的历史，读后不能不使人叹思良久。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在这个草案的酝酿过程中，鸟类学家郑作新等科学家提出麻雀实际吃谷有限，而吃害虫很多，因此是益鸟，不应消灭。但这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并未被接受，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育、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
但是，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毫无作用。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而上海市决定12月13日是全市统一打麻雀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 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仅这一天，上海就消灭麻雀194432只！（沙叶新：《1958年的中国麻雀》，1997年9月30日《文汇报》）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不及。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
1959年2月初，郭沫若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在此剧此文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翻案的热烈争论。
《蔡文姬》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郭沫若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而且“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他认为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确是曹操的错误，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郭沫若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1、3、4页）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蔡文姬为自己一直沉溺在个人悲欢中向曹操深深忏悔说：“我只沉沦于自己的悲哀，没有余暇顾及别人。我真是万分有罪。”“我要控制我自己，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钉。”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蔡文姬》，第16、17、33、48、35页）
1959年正值大办“人民公社”，《蔡文姬》中也将曹操当年的“屯田”比附称赞。在最初发表的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1959年4月15 日《羊城晚报》）剧中最后一幕原有“贺圣朝”一诗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与剧名“蔡文姬”太不相协，与郭沫若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成为以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欧阳山尊：《从“贺圣朝”到“重睹芳华”》，1959年5月24日《文汇报》）
《蔡文姬》的演定本中最后一句是众人齐呼：“祝魏王与王后千秋万岁，万岁千秋！”（《蔡文姬》，第60页）但在1978年2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沫若剧作选》时，此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已被粉碎，郭沫若将此句改为：“祝魏王与王妃千秋万岁，万岁千秋！”“后”改为“妃”，此时这一字之易，却也从侧面说明为曹操翻案的意旨所在，颇堪玩味。
与此同时，郭沫若发表了一系列为曹操翻案的文章，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 日《光明日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学术文章，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195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因为毛泽东在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肯定了曹操。郭沫若写道：“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曹操虽然镇压了黄巾军但却承继了黄巾军的事业，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战争，“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对曹操的杀人，他也辩解说：“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性情和主张的“乖僻”竟然能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郭沫若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
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如剪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严厉批判彭德怀及其“俱乐部”的讲话中说：“秦始皇不是被骂了2000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1000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3000年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就在文史学界为曹操翻案沸沸扬扬、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那些生物学家仍顶着极大压力、冒着巨大风险，不事声张但却坚定地为麻雀“翻案”。
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实际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并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毛泽东，他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
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等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了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嶙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而主张为曹操翻案的史学家也同样未能幸免“文革”狂暴的迫害。“文革”一开始，剪伯赞就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出，受尽凌辱之后于1968年夫妻双双被迫害致死。郭沫若也受到外人不知的巨大压力，被迫宣布应把自己过去的作品统统烧掉。但对他来说，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来。1967年，他的第9 个孩子郭民英自杀身亡。出生于1944年的郭民英在196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为了学习曾将当时极为罕见的高级录音机带到宿舍，此时已经开始“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一个同学便写信给毛泽东说这是“精神贵族”的表现。这封信刊登在“内部简报”上，给郭民英、也给郭沫若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后郭民英学习、工作一直不顺，性格孤傲（类似于郭沫若说孔融性格的“乖僻”）的他更为“文革”的时代氛围所不容，终于导致自杀身亡。就在第二年，郭沫若的第8 个孩子郭世英也不幸被迫害身亡。出生于1942年的郭世英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好学深思的郭世英绝不趋时从众，他和几个同样喜欢独立思考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小组”，对当时被视为绝对正确、丝毫不能怀疑的一些思想禁区进行思考、探索：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怎样看待“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些探讨在当时不仅是与“法令相抵触”的，更是“大逆不道”。他们的探索很快为公安保卫部门所侦破，1963年夏郭世英的问题被定为“敌我矛盾”，由周恩来出面过问改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名下放到河南农场劳动改造。1965年秋，郭世英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农业。1968年春，“文革”按照“最高指示”的“伟大战略布署”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有如此“前科”的郭世英自然要被“清理”。4月19日，他被北京农大的红卫兵关押，26日便被残酷迫害致死。一位古稀老人，一年之内痛失两个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酷的打击吗？椎心之痛岂可言说！此时，悲痛万分的郭沫若可曾想起自己几年前对孔融因性格“孤僻”被杀的评说？可曾想起自己几年前对曹操对“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的辩解？……当然，人们无从知道这位老人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但从此刻起，他开始用毛笔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写郭世英的日记，一共抄了八大册，直到去世，都直于案头。其中，蕴含怎样的拳拳之心，蕴含怎样的巨大悲痛呵……
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为曹操翻案的复杂、深刻背景，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作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为什么此时要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曹操翻案”与“麻雀遭难”背后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曹操的历史定位本应是“纯学术”问题却有那样直接、复杂的政治背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的“翻案”与政治一直恶性发展到“文革”的程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在均应引人深思。这样，历史才没有“白费”。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