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徐才厚虽然“阔步进入总部机关”不是江泽民钦点，但却是在进入总部机关，以总政主任助理和总政副主任身份主持解放军报社的过程中成功地攀上了江泽民。
中共军史上的另外一位军委副主席林彪在世时曾经有过一句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的就是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是靠这两杆子。如此说来，军队系统的“笔杆子”对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倒杨成功之后，急于在军内扬名立威的江泽民实在是重要的不能再重要了。
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注意到了一个月前习近平刚刚主持召开了一个“新古田会议”，即特别选在福建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的最大看点就是突出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把“全军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习主席指挥”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到同等重要的高度。
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表态说：“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为科学指南，坚定自觉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随后，另一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也利用人民日报向全党全军表态，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我国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制度的最高实现形式。要围绕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完善和落实相关制度机制，确保全军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大概是两周前，解放军解放军总政治部又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全军上下必须“坚定自觉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习主席决策指示落到实处，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有外界媒体分析说：“新古田会议”召开之后，“军委主席负责制”成为了热门词汇。解放军一再重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显示出习近平意图在军中树立绝对权威，实现令贯全军。
这个所谓的“军委主席负责制”，源出自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八二宪法”。
一九八二年，已经是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提出全面“修宪”，大提前就是彻底否定“文革”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文革宪法”中取消的国家主席重新恢复。
日后有当事人回忆说：（因为邓小平本人不同意亲自出任国家主席），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八二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的职权与五四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的职权是不完全一样的，如没有规定国家主席可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统帅武装力量等。国家主席都是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行使职权，没有自行决定的事，如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组成人员、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等，都是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行使的。
“五四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文革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规定中共中央主席统帅武装力量。八二宪法对此应该如何规定？开始起草宪法时，比较多的意见还是要按五四年宪法规定由国家主席统帅武装力量，并按照这个方案起草了宪法草案(讨论稿)。
如此一来，只要邓小平不出任国家主席，势必就要交出军委主席权棒，邓小平当然不干。于是，他干脆亲自主持起草这方面的内容，亲自提出国家主席的职责不再包括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的表述，宪法要专门规定设军委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都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起草小组在宪法的国家机构一章中增加一节，专门对中央军事委员会作出规定，并起草了条文的草稿，报请邓小平之后，他考虑了两天，提出再加两句话，一是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二是军委主席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按照杨尚昆代邓小平对党内的解释，中央军委可以国家的名义行使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职权，对军队的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党内仍然还是有人担心设国家军委可能会影响党对军队的领导，为此党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明确昭告：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也是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会影响党对军队的领导。
当时还有人提出，宪法应当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人觉得这么写也有疑难之处。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表示“宪法序言中已写了党的领导，就包括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可以不必再写了。”
与如今的习近平一再强调，生怕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国内国外都印象不深的做法完全相反，八二宪法出笼之后直到一九八九年底邓小平把军委主席职务交到江泽民手中的八年时间里，邓小平不但从来不要求党政军三方的宣传机器为“军委主席负责制”造势，甚至还要求杨尚昆指示解放军报“对‘党指挥枪’的宣传口号不必使用的太频繁”。
近日来的《解放军报》组织刊发了一批军队将领在新古田会议上的发言，集体向习近平宣誓效忠。用中国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任天佑少将的话说：“必须更加自觉地执行和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
这话的意思是，习近平是以党的总书记身份兼任军委主席的，所以听他的话就等于是听党的话，服从他的指挥就是服从党的指挥。而在邓小平时代当然不能这样解释，因为邓小平在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之前只是以一个政治局常委，而不是以党的一把手的身份出任军委主席，而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之后干脆就是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继任这一职务。
不过，靠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巩固自己“法定”地位的作法并不是习近平的首创。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查找一下二十一、二年前的解放军报，也就是当时由徐才厚把持的解放军报，不但把“党指挥枪”的口号喊得前所未有的响亮，而且也让许许多多的军内官兵和地方老百姓第一次被提醒，原来宪法里还有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的说法。
当然，“军委主席负责制”在解放军报上出现频繁最高的阶段还不是一九九三年前后徐才厚兼任解放军报社社长期间，而是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徐才厚已经接替了于永波的总政主任职务，而江泽民则在交出党总书记职务之后死握军权不放，仿效当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的邓小平，干脆连中央委员的名份也不要，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军委主席的位置上。
就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召开后的次日，江泽民继续留任军委主席的“决定”被公布之后，徐才厚便指挥解放军报在“新时期”的军内宣传工作中，多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不能单独宣传军队听党指挥的口号，要把“军队听党指挥”和“坚决服从中央军委和江主席的指挥”并列宣传。
到本文截稿为止，徐才厚的老窝解放军报发表的最新一篇点名批判徐才厚的文章题目为《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五谈以整风精神革除问题积弊》，文中说：越是贪婪的人越伪装清廉，越是荒淫的人越伪装纯洁，越是奸诈的人越伪装正直。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善于表演，擅长伪装，用假面具掩盖自己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丑剧。“两面人”因迷惑性、欺骗性特别强，所以危害性、危险性特别大。待到东窗事发，他们往往已成为大奸巨贪，让人大吃一惊、难以置信。
表面上看，此文是在揭露徐才厚，但仔细品味一番，方觉得此文作者是在煞费苦心地为被徐才厚“迷惑”了的江泽民、王瑞林等开脱，意思是在说：不是当年的江泽民、王瑞林等人用人失察，而是徐才厚太具欺骗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