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退休的兄弟三人在老家的街上一起吃饭。三人都在政府机关上班，并且小有成就。酒过三巡，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房子的话题。
“我家有三套房子，一套我们夫妻住，一套给女儿女婿住，还有一套对外出租”。
“我家有五套房子，卖了一套现在还剩下四套，我是在行情好的时候卖的”。
“我在上海有一套高档公寓，现在行情不好，打算观望一段时间”。
虽然上述对话是笔者编的，但也并非完全虚构。根据所见所闻，将内容稍加改动，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不能当上大官，只要在政府机关工作，就一定有机会买房。有了一套房子后，就很容易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这是因为可以用第一套房子作担保从银行贷到购买第二套房子的资金。在市场经济下，只要拥有资产，便容易以较低利率从银行贷到钱。相反，如果没有资产，收入又很低的话，就只能以很高的利率贷款。原因是向无资产人贷款的呆账风险较高，银行会蒙受损失。
银行承担高风险，理应获得高回报。因而无资产人的贷款利息很高。在市场上，这是“公平”交易。但是这样一来，没有房子的人将越来越难以拥有房子，而上文中的兄弟三人只要有了一套房子，就很容易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市场经济看似“公平”，但以长远的目光来看却并“不公平”。
笔者在日经中文网的这个专栏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有必要完善市场经济。对此，很多读者批评称，你所说的市场经济只会扩大贫富差距，让没有资产的人感到绝望，导致社会动荡。正如读者所说，笔者自己也深知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
即便如此，笔者仍固执地呼吁完善市场经济是有原因的。上文中的兄弟三人退休前都是公务员。在中国，只要在机关工作，就容易以低价买到房子。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调查，中国的公务员人口占总人口的0.86%，然而在购房者中公务员所占比重达到7.1%。虽然不知该数字是否准确，但不容否认的是相比其他职业，公务员在买房方面确实有优势。
在亚洲，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市民社会的形成进程滞后。过去，亚洲的任何国家都有皇帝或国王，为其服务的官员（公务员）和军人都过着风光的生活。而人数最多的农民却不得不缴纳税金，养活国王、官员和军人。虽然也有生活富足的地主和商人，但是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小。商人和地主要想守护自己的利益，就要得到政府的保护。
因此亚洲在近代化过程中保留了以政府为中心的制度和社会习俗。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开始振兴官营企业，保护特定企业（财阀）。不用说，官员和军人仍然跟从前一样作为政府服务人员得到优待。在亚洲，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体制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体制市场作用有限，政府官员和与政府勾结的企业经营者受益优先。
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初期阶段非常有效。其原因是以政府为中心对短缺的资金和人才进行分配，使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弊病也就变得突出了。
首先是不公平问题。与政府勾结的势力优先受益，会导致贿赂现象严重，令普通民众的不满日益升温。若这种不公平感扩大，民众就会失去干劲。其次，受到政府保护的企业大都会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且最终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包括日本在内，以政府主导实现经济发展的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不得不克服这一课题。如果不将经济与政治分离，转换成以民间主导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就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贫富差距和经济减速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笔者才在日经中文网这个专栏中一再强调不管市场经济存在什么样的消极面，亚洲都应该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
那么，市场经济消极的一面又该如何应对呢？在市场经济下，强大企业任意决定商品价格，一味考虑赚钱以及随意排放污染物的事件也频繁发生。若是弱化政府的权限，这种企业就将无法无天。而如果政府不加强征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贫富差距就会扩大，最终将会损害市场经济本身。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有些地方则需要注意。如果由政府来采取措施解决市场经济的失败和副作用，政府就会拥有强大权限。如此一来，与政府相互勾结的既得利益者就会卷土重来，政府也将试图再次支配经济。
在通过政府之力纠正市场经济的失败和副作用时，有必要同时思考政治制度的改革。政府不能公平对待企业和投资者怎么办？政府不能公平进行征税和收入分配怎么办？政府犯错误由谁来监督并加以纠正？法院等司法机构犯错误政府（行政机构）如何应对？如果是民主主义国家，一般民众可以通过选举对政府和司法机构进行监督，但在中国，民众会以何种方式来监督司法机构呢？
由中央政府监督市场经济是否合适也是一个应该讨论的话题。越是形成中央集权性的大政府，就越难以应对货币、股票和利率等市场的激烈变化。发生问题时，应对对策也容易滞后。而越是成为大政府，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也愈发困难。居住在相距数千公里之外的边境地区的民众将如何监督中央政府的政策呢？在中国，地方分权的利弊和程度、政府职能调整等议论无疑也将会越来越热。
在发达国家，很久之前就开始由监察专员(Ombusman)这种民间人士组成的第三方组织来监督政府和企业活动。在贫困对策方面，非政府组织（NGO）取代政府机构发挥主导权的情况也并不罕见。被称为社会性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企业负责失业者对策和职业训练的事例也在逐渐增加。二十一世纪将不再是由政府管理一切的时代。
但要求中国立刻实现这种政治和社会两方面的大规模改革或许并不现实。考虑到中国的实情，中国应首先尽快加速完善市场经济并摆脱政治干预，构建缓解市场经济副作用和矛盾的政治及社会机制或许只能逐步推进。当然，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应该尽可能加以改善，不过若以此为由一直维持政治主导的经济体制，政治带来的不公平和低效率将完全不会改善。
实际上，本文开头介绍的兄弟中还有个四弟。并非公务员的他并不拥有奢华的住宅。借着酒劲儿，他对三个哥哥吼道：“这样的社会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笔者也希望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