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呼格有资格谈正义，但他死了

内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图在被冤杀18年之后，终于平反昭雪。

平反昭雪，好古典的一个词儿。小时候，我以为只有冤狱不断的古代才会有平反昭雪这种事情发生；我以为我们生活的新时代，就是没有冤案的年代；我以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平反以后，冤案这种事情，就随着最后一个‌‌“古代王朝‌‌”终结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不是那样。

最近几年，陆续有一些冤案平反。这除了证明中国的司法‌‌“有进步‌‌”之外，还证明，在现阶段想要杜绝冤案的发生，难度还是很大的。

除了呼格吉勒图案之外，根据公开报道，近年被平反的，还有被关押11年的河南人赵作海、被关押10年的安徽人张高平叔侄、被关押最多达17年的浙江萧山5青年、被关押11年的湖北人佘祥林、被关押17年的安徽人于英生、被关押12年的河南人李怀亮、被惯杀18年的内蒙古人王本余。

这些人，都曾是‌‌“杀人犯‌‌”，都‌‌“幸运地‌‌”因为偶然因素，被证明不是凶手。有的是真凶撞到了枪口上，有的是被认定据不足，有的是‌‌“被杀的人‌‌”又活着回来了。

经过若干年的牢狱之灾后，这些‌‌“杀人犯‌‌”重获自由，洗刷罪名。

这个时候，舆论便会涌出一种暖意融融的感慨：正义终于回归，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等等。

的确，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迟来的正义，尤为不易，更显珍贵。

对于被冤枉的人，没有这迟到的正义，他们便万劫不复。所以，当平反昭雪到来的时候，当事人首先表现出的可能不是恨，而是感激，这是可以理解的。

平反昭雪这种故事重新上演，不是我们回到了古代，而是司法确实有了进步——将不正常变为正常，说成进步，是符合逻辑的。毕竟，如果国家机器即便知道你被冤枉了，不给你平反，作为个体一定是无可奈何的。

一个没有平反昭雪故事的时代，未必就是没有冤案的时代，未必就是好时代。所以，当平反的事情屡屡上演，在具体的个案上的具体当事人，我们还是要为正义虽然迟到但终究还是来了而欣慰。

之所以说要具体到个案，是因为当事人最有发言权。只要当事人为平反而高兴甚至感激，那么，他获得的迟到的正义，就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具体到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而言，最有资格谈论这个迟到的正义是否意义的，也是他本人。严格来说，也只有他本人有资格谈论这个正义的‌‌“成色‌‌”。可是，他已经死了，在18年前，他18岁的时候被枪毙了。

从这个角度看，‌‌“旁观者‌‌”在这个案子上所谈论的所谓正义，相对于这个已经死亡了很久很久的青年的，又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青年的父母说，对这个案子的改判满意，但是，抱歉，在这个问题，即便是父母，也无法替代儿子发言。

但是，为了我们自己免于被冤枉，我们终究要赋予呼格吉勒图的无辜死亡以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至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体现——

我们期待，通过这个案子，让当年为了‌‌“政绩‌‌”而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办下冤案的人良心不安，诅咒他们18年来以及余生都在内心遭受良心上的折磨；

我们期待，通过这个案子，让当年掀起‌‌“严打‌‌”这样明显有违法嫌疑行动的人们感到惭愧，希望他们知道，以公检法互相配合而不是互相制约的方式办案是野蛮的，为了一个‌‌“美好目的‌‌”而不择手段也会是可耻的；

我们期待，通过这个案子，让痴迷于死刑这种古老刑罚的人们重新审视，在无法杜绝冤案发生的情况下，坚持死刑制度的成本是否太过高昂；

我们期待，通过这个案子，让那些掌握别人生死的国家机器中的人们，对权力多一些敬畏，对生命多一些尊重，踩着别人尸体获取荣华富贵是可耻的、可鄙的；

我们期待，通过这个案子，让那些枉法者付出代价。杨乃武与小白菜被平反后，慈禧太后将100多个官员革职，但前述的那些平反的案件，似乎还没有枉法者付出沉重代价。

如果这些期待能够实现，或许可以说，呼格吉勒图的死还能以‌‌“推动法治进步‌‌”的方式挽回一些‌‌“意义‌‌”。

当然，对于呼格吉勒图而言，这些所谓的正义和意义，都是我们这些生者所谈论的。归根到底，我们是不太有资格谈论他的死亡的意义以及他的平反的正义性的。

真正有资格的谈的，是他自己。但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