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运动告一段落，但是香港社会仍然是剑拔弩张，中央和建制派乘机发功，没有丝毫让大家休养生息的意思。
12月14日，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在深圳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议，直指一些港人现在还没有找到国感觉，不知到身在何方，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看法和内地完全不同，因此“根本的出路就是进行一国两制的再启蒙”。
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的这番言论，立时在香港社会造成震撼。不言而喻，是因为“再启蒙”这名词带有羞辱性，视受者为无知愚蒙之辈，要实行“教育改造”！
港人难以心悦诚服
最令港人愤愤不平的是，港人普遍认为香港较内地是处于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不管是城市建设等硬件，还是教育、医疗、法治、警政、言论自由、廉洁程度制度软件，都已达到现代化水平，远比内地优胜，但在中央政权力量下，无奈却要接受对方的训示和声称“再启蒙”，如何能够心悦诚服？
占领运动领袖、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实时反驳说，港人现正用不合作、抗争等令冥顽不灵的高官有所启蒙，让他们明白港人对真普选的要求，又警告说，高官如果继续期望以一国本位来管治香港，必然会引火自焚。
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则批评张荣顺言论是要港人接受“洗脑”。被视为温和泛民主派的民主派成员罗致光称，从统战角度看，中央理应要宽松才可以争取支持，占领结束之后，国家领导人要问，撕裂香港有什么好处？
建制派的高官政要，则一面倒附和张荣顺。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指，在政改讨论中，有人会提出一些违反基本法的意见，日后要多沟通了解。行政会议成员、民建联副主席李惠琼认同张的观点，认为学联提出“香港事自己解决”，反映政府要加强基本法教育。
占领活动刚结束，便爆发意识型态争论。中央继续要以“一国”为本主导“两制”，可以预见未来的香港社会不会平静。建制派在占领运动后期提出重视青年问题(在他们看来青年就是有问题的)，在“痛定思痛”后，他们定的方略是不正面响应占领运动提出的民主要求，而是绕过去，期望透过增加向上流动机会舒缓危机。现在张荣顺则提出“再启蒙”，可以预示2012年因反对激烈而搁置的国民教育，势将重提旧议。
国民教育当年被指为洗脑工程，曾经掀起十万人集会议，终致搁置。但是，在占领运动结束后，现在呼声又起，预示了香港社会，势将延续着对抗撕裂的路走。
二元对立处理矛盾
这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硬作风和形势巩固，是分不开的。而被视地下党员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应对香港社会内部矛盾的路数已很清晰，就是不寻求各阵营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而是二元对立，与泛民主派对着干，在传统泛民势力占优范围内鼓励亲建制势力，与泛民对立。
因此，泛民自傲是中产知识分子，建制派就有资深传媒人周融和学者何泺生、郑赤炎。在传统亲泛民的基督教会里，近年也有不少亲建制议员和高官，如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苏锦梁等人。在街头，则有蓝丝带运动的李思嫣。
在这次占领运动从孕育到结束，总离不开这种二元对立，民间一派打一派、由政府借力打力的轨迹。有占领人士就有反占领派，有代表者的黄丝带，就有代表后者的篮丝带。终究，连清场也是由小巴公司和财团申请法庭禁制令开启，警方藉“清除障碍物”顺带驱人。
香港沿这轨迹走，可预见将来的图象就是：动荡的金融城市。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