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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书写的历史:在中国强摘和贩卖人体器官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本文译自《屠杀》(The Slaughter )的作者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于2014年11月26日在威尔士国民议会上的简报,题为:强摘和贩卖人体器官。

对于那些对在中国摘取良心犯器官进行研究的人士,今年是尤其不祥的一年,这次听证会正是在这个年底召开的。春季,新的证据显示大量摘取良心犯器官不但在继续,而且在加速。秋季,出现了第一批未经证实但在中国各省惊人一致的报告说,中国当局不再只是对监狱里的,而且包括在家里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组织配型相关的DNA纹印和血液检查。

总之,今天我要浓缩的这段历史,不是“很久以前,在中国”。它仍然在被书写着。它并非在一片遥远土地上的一个故事。现在,拿在我手里的是这份报告,证明了英国人现在仍然在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事实上,上一周在伯明翰,我亲自采访了当中的一个人。认为威尔士能够与此不沾边,这是一种错觉。

首先,让我们从1990年代中期这些刚刚执行完一次处决的男子开始。站在左边的那个武警试图看上去“正式”。右边他的那个同志在表示这是个大笑话。最前面的是一名检察院官员,挑衅地盯着我们。

这些都是常规处决中永恒的面孔;如果我们不看其中的种族特征,我们看到的是在很多独裁国家中同样的、不安的姿势。然而,从中国官方的角度来看,所发生的不是什么秘密;被处决犯人的牌子上表明,他们已被正式定下犯有重大罪行——谋杀、强奸、贩毒等等。他们的尸体会被集中到医疗车上,摘取肾脏和肝脏,这也不是秘密。自2006年以来,北京已经承认,中国医院里移植到西方器官旅游者和富裕的中国人身上的器官,绝大多数来自死刑犯。

二十年后,这些是新的刽子手。大多数(处决)程序是由外科医生悄然进行的。在这张照片里,他们拿的是新鲜摘取的器官。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关键性的变化是,中国大多数的零售器官不是采自死刑犯,而是采自政治良心犯和信仰犯,例如:藏族喇嘛、在示威中公开挥动拳头的维族活动人士、在街上发传单的法轮功妇女。在中国的法律下,无法判处他们死刑。

这种转变需要一个基础设施。这张地图包括了在整个中国参与了摘取器官的主要警方和医疗设施,甚至焚尸场。这些仅仅是在我的新书《屠杀》里,根据个人采访建立的。中国的医疗系统,据说每年进行10,000例的移植。合法处决犯人的数量远远低于5000人。自愿捐献器官微乎其微。这表明有另一个来源。但是,我们不必仅仅依靠这些神秘数字之间的差距。我们可以通过可靠的证人来追踪这20年的转型。

外科医生恩维尔·托蒂

1995年,恩维尔·托蒂(Enver Tohti)是新疆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们驱车前往西山刑场。在一次显然是常规处决一批犯人后,他被安排摘取一名囚犯的器官。那人当时是活的,子弹有意偏离心脏一侧。托蒂医生被告知要摘除那名男子的两个肾脏和肝脏。在那名男子的身体出现了一次痉挛性蜷缩后,托蒂医生进行了摘取。根据泵出的鲜血判断,那名男子的心脏一直跳动到最后。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医学进步——活体摘取器官降低了器官在受体身上的排斥率。

屡犯不改的犯罪分子有很多的健康问题,尤其是肝炎。两年后,新疆成为第二次医德变化的一个中转站。根据一名被下令去采取维族政治犯血样的医生说,第一次摘取维族政治犯器官是为了五名共产党高层官员而进行的,他们前来寻找年轻健康的器官。活体摘取器官在整个中国是常规做法,但是,摘取没有被定死罪的良心犯器官,最初仅限于新疆。

1999年,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发动了自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行动,来消灭法轮功。然而,到了2001年,闪击战变成了阵地战。据劳教所里的证人及根据需求被提供法轮功器官的外国医生证人(详见《屠杀》第九章),中国的军方医院开始针对选定的法轮功囚徒摘取器官。

在农村炼习法轮功的人群,站在最前面的是一名小男孩

一名解放军战士在炼法轮功

但关键的一点是,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并非始于对法轮功。它有机地演变着。人们可能会问:中国共产党有着如此丰富的资源和权力,如此渴望获得国际赞誉,为什么它要冒这样的风险?因此,要调查的问题变成了其动机的合理性。问题不只是他们是如何做的,而是为什么要做。在《屠杀》这本书里,我用了十章中的六章来阐述这个问题。这里,我仅简单地讲一下。

您可能听说过,有人说中共决定要镇压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的规模。当时是七千万人,超出了中共党员的人数。的确如此。然而,也有紧密关系的是:法轮功来自中国的腹地,没有西方知识分子或“外国”的派头。因此,中共更担心的是画面中的那个小男孩,他将会长大成人,或许会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法轮功“阿姨” 丁静

这名妇女叫丁静(音)。她是一名法轮功的协调人,负责教炼功及清理炼功点周围的垃圾,以保证炼功点的整洁。她照看三个炼功点。第一个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炼功点,第二个是公安局的炼功点,第三个是中共高层官员和他们夫人的炼功点。

在中共看来,丁静的炼功点似乎是冒出来与马克思主义模式争夺政权:从中心地带开始,渗透到知识分子中,然后进入军方和领导层本身。中共的民族主义分子信奉这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在他们看来,法轮功的“真、善、忍”信仰意味着中国早前那种被动、软弱和易被控制。

他们的理论是错误的。法轮功在劳教所里(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抗不是被动的,而是非凡的。中共做了凶猛的回应。这里,我不会向你们展示劳教所或是暴行的照片。

葛特曼与五名法轮功难民在曼谷

但我会给你展示这张法轮功难民的图片,因为,如果你把中间那个家伙去掉的话,里面相当不错地代表了我的一些发现。所有这些妇女都被关进过劳教所,全都遭受过折磨。其中一人遭到性侵犯。在左边的那名妇女,被做了一系列体检,完全是针对她零售器官健康状况的评估和做组织配型。

从50位难民的样本中,我的结论是:在任何时候,被关押的法轮功人数介于50万到100万。到了2008年,大约有6.5万被摘取了器官。我的计算发表在两本书里——《屠杀》(The Slaughter)和《国家器官》(State Organs)。

乔高(Kilgour)和麦塔斯(Matas)从中国的官方数字推断,至2008年大约有6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我们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是,显然,我们都得出了死亡人数在5万以上。

西藏难民

虽然这个数字要小得多,但是许多藏人、维族人,甚至一些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受到了跟法轮功学员一样的检查。维族人被强迫失踪尤其显著。此时,我无法估计死亡人数。我只能说,这是两名活着回来的藏人。

中国官员王立军在指导摘取器官

随着2012年发现了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得力干将王立军的这些照片后,摘取器官不是由国家控制的藉口都蒸发了。当时,薄熙来是中国国家主席有力的竞争者。事实上,这张照片是在展示王立军在指导活体摘取器官。王立军因为对“数千名”被摘取器官的囚犯采用了一种新的注射死刑方法而公开获奖。

医学大会上的“三剑客”快照:黄洁夫,Francis Delmonico等

这个发现导致了中国的医疗机构试图创建一个迅速改革移植系统的公开画面。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听到过这些承诺。在西方,移植学会与此配合,礼貌性地拒绝承认中国摘取良心犯器官,尽管许多成员私下相信这些指控是真实的。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明确违背了那些改革的承诺,使得器官移植学会除了这张现在令人尴尬的快照,什么也没有。反过来,我们一直留有一个政策的真空。

奥马尔医疗服务截图:我们在这里帮助国际病患到中国寻求肾脏、肺移植。请浏览本网站以查询更多的信息。

西方到中国的器官旅游事实上从未停止。三个月前,这些中国器官经纪人还在网络上公然地打广告。

法轮功修炼者张凤英

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也没有结束。我无法提供在2008年后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因此死亡的数字。但这名曾被关在劳教所里的法轮功难民就在2013年5月,与其他500名囚犯,大多数是法轮功修炼者,被做了器官检查。

我住在威尔士。今年我将拥有双重国籍。我知道威尔士无法为英国的其他地方制定政策。爱丁堡也不能。但是你们的参与很重要。

《屠杀》

首先,我请你们与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用挑剔的眼光读我这本书。我对我的结论有信心。我写这本书,并不是试图告诉你们该如何去想中国。如果你认为中国是一项好的投资,那么好吧,也许是。但是,我刚才讲述的这段历史也是真实的。而且这段历史,甚至包括今天,在这个房间里,依然在被书写着。

威尔斯该做些什么?我不是叫你去撤资。我请你遵循你的价值观,那些我们共有的价值观。威尔士人怎么能够成为这个计划的同谋——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而让中国一名无辜的人被杀害?

我们有能力一起来阻止这种做法。将器官旅游的基本机制定罪——如果你到中国去,带着一个新的器官回来了,你就会被关起来。我认为,这是威尔士和英国其他地方应遵循的模式。

原文链接:Forced Harvesting and Trafficking of Human Or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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