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王体制”取代了“习李体制”
201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刚刚就任中纪委书记一职时曾在一次座谈会上推荐与会学者阅读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代表作之一《旧制度与法国革命》。这本书探讨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托克维尔在书中试图解释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法国封建王朝最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爆发，为什么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等问题。
当时有分析认为，王岐山的用意在于告诫中国的知识界：中国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与其对“旧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革命，不如对这个体制进行修改和完善，因为颠覆性的改革最终并不见得对改革者和民众有利。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共开展了一轮声势浩大、清理门户式的反腐运动，先后拿下了多只“大老虎”，包括前军队二把手徐才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刚刚宣布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但中共在对高层的反腐中似乎有很强的选择性，目前在被拿下的高级别中共官员中还没有一个是“红二代”。
除了打掉多只“老虎”和一大批“苍蝇”以外，反腐运动还催生出中共以总书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为核心的“习王体制”，取代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指定的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核心的“习李体制”。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共的反腐可以说是一箭三雕。第一是加强习近平的个人权威；第二是建立习王体制，主要是以太子党、中国的‘红二代’为中共的核心和基础；第三，通过对反腐高调的宣传来获得国内民意的支持。”
香港中国事务资深记者和政论家林和立认为，“打虎”不仅打击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政敌、巩固了他的地位，但也使得中纪委的权威得到了空前的膨胀。他说：“中纪委现在有点像明朝的东厂，相当于皇帝的秘密警察组织。它可以替习近平扫除一切政敌和反对他的人，不受任何制度的监管。”
就在中共宣布将对令计划进行正式调查的一个多星期前，中纪委宣布将在中共历史上首次向七大中央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包括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和政协机关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这意味中纪委的权威已延伸到中国党政机关的最高层级，成为中国权威最高的机构之一。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中纪委这个游离于中国司法体制之外的超级机构其权威空前膨胀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是灾难性的，“因为整个中国的决策机构正在走向高度的集权。而高度的集权就是从中共的集权走向常委的集权，从常委的集权走向以习近平为首的一个人的集权，”他说，“他和他信任的一两个人把整个中国的事情全部由他们拍脑袋就决定完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政治灾难。”夏明表示，大规模反腐迅速树立了太子党出身的习王的地位，打破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平衡。
12月24日，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对向中央一级党政机关设立派驻机构作出解释时表示，中纪委要对140多个中央一级党政机关实现全面覆盖，加强对中组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权力中枢的监督。刚刚落马的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就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外界对中纪委可能演变成一个权力过大、极具胁迫性并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机构这种担心是切实的，”乔治亚州立大学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说，“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中纪委的权力制度化，让有关调查公正地进行，而不是成为某人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魏德安并不认同王岐山已成为中共二号人物这种说法。他表示，中纪委所说的“新常态”，也就是将反腐运动无限期的搞下去将是很困难的，而王岐山在党内的地位将取决于中共反腐浪潮的潮起潮落。
华尔街日报在令计划落马不久前刊登的“中国经济体制破旧立新”的专栏文章对中纪委“打虎”给予了肯定。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合作能否取得成功”，王岐山负责拆除，习近平负责重建。文章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王岐山的反腐战争仍是中国经济改革必要的序曲。”
但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对此并不感到乐观。他质疑华尔街日报这篇专栏文章所提出的“立新”。“他们要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制度。全新的制度是不是一个多元的、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老百姓可以享受选举权或者言论自由？”夏明说，“如果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那么他们建立的任何一个制度都不会是新的。”
有消息称，中纪委的下一个目标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有人说下一个“打老虎”是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这些无从证实的传言或许显示习王在2015年的反腐势头依然不减。然而，在中共的反腐尚未被制度化之前，把任何一只“老虎”拉下马都会进一步加强中纪委的权威。
香港政论家林和立认为，这将是令人不安的。他说：“现在中纪委在党政和军队高层都渗透了自己的势力。假如党内出现了什么重大问题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派系斗争从而对整个国家构成不可挽回的威胁。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