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扒粪运动”的政治意义，以习近平的才学和胸襟，他理解得了吗？
众所周知，胡锦涛的口才不好，正式讲话照本宣科，千篇一律，非正式场合也表情僵硬，语言乏味，十年间发表“重要讲话”无数，却只留下“不折腾”三字稍显个性，其余不足观。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专制国家里，最高领导人拙于言辞是一种“美德”，希特勒口若悬河，列宁出口成章，毛泽东谈笑风生，此三人蛊惑、祸害了多少人啊！若非口才超群，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也许不会有那么飞速的成长、那么惊人的“成就”吧。无怪乎孔夫子云，“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
造新词也成了皇帝特权
很不幸，习近平的口才也算是不错的，虽然比不了薄熙来慷慨激昂、能言善辩，但比起胡锦涛来，则要强出许多。其嗓音浑厚、神态自如、不疾不徐、侃侃而谈，虽无精深之论，不乏警句俗语（奇怪的是好讲俗语的习近平却讨厌郭德纲、赵本山们“低俗”，看来是我俗得、你俗不得），在中南海诸公之中，口才堪称上等。什么“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什么“（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什么“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什么“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什么“传承意识形态是一场接力赛”、什么“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些习氏“妙语”，想必胡锦涛是想不出来、更说不出来的。人们原以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在外国领袖面前，善于表达的习近平比胡锦涛更拿得出手，更有大国气派，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专制国家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皇帝一句话，太监跑断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近平一句“中国梦”，全国媒体铆足劲鼓噪了两年多，仍然意犹未尽。最近开了两场国际峰会，又扯出什么“亚太梦”、“世界梦”来，若来年登月成功，岂不是要升格到“月亮梦、星星梦”了？
习近平一句“正能量”（能量是标量而非矢量，本无正负可言，习近平生造此词，倒也不无创意）十分了得。而日前广电总局却明令禁止使用新造双关语和“十动然拒”、“人艰不拆”等网络流行语，看来造新词也成了皇帝特权，大大造得、大V造不得，害得那些“高度一致”略显低度、“掌握主动”略嫌被动的地方纷纷出事。南周事件秋后算账，传统媒体噤若寒蝉；微博大V造谣的造谣、嫖娼的嫖娼，差不多集体沦陷；“文艺工作者”重排了座次，“凤择高枝胜往常”（范曾语），“秋风送爽带鱼香”（小乔语）；最近《辽宁日报》又公开指控大学老师“龇必中国”（东北话“龇”的原意是恶狗对生人龇牙咧嘴，表示仇视），随即公安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便“砸”了王守田、张雪忠两位老师的“饭碗”。从此以后，恐怕不仅挺香港占中的杜汶泽们很难再吃到“我们的饭”，内地大学课堂里胆敢“龇必中国”的老师们若为饭碗计，也最好改成“颂必中共”才是。凡此种种，可见“正能量”与好口才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拿吃饭说事儿，通常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家长哄小孩时会说：“乖一点，给你好吃的。”在习近平，这话是说给周小平、花千芳们，“爱国爱港”的香港富豪们，拥护“九二共识”的台商们听的；第二种，家长训小孩时会说：“不听话，就别想吃饭。”在习近平，这话是说给“砸锅党”、“体制婊”，传播“负能量”的内地媒体、网络大V、“文艺工作者”们，“龇必中国”的大学老师们，以及香港占中分子、台湾台独分子们听的。
“吃饭砸锅”乃不祥之论
但是，拿吃饭说事儿从家长对小孩变换到政府对人民，只在两种社会有立竿见影之效：一是中古农耕社会，二是近代极权社会。中古农耕社会因为技术水平低下，大多数人力、物力资源不得不投入粮食生产领域，却仍然食物匮乏、难以自足，所以，“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毛主席语录》），有余粮的人就可以拿吃饭之事收买人或欺负人。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不断进展，吃饭问题在大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已经彻底解决，唯有极权社会因为垄断了一切权力和利益，方有拿吃饭说事儿的政治资本——用十月革命领导人、红军之父、斯大林头号政敌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当极权主义制度使政府成为全社会唯一的雇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旧原则便由“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新原则所取代。
问题在于，意识形态逐步淡化、极权体制逐步退却，是中共从华国锋、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这三十多年里最值得称赞的一点儿“正能量”，拜其所赐，中国好不容易告别了全民饥饿且政府是唯一雇主的中古极权毛时代；如今，即使是贫穷家庭的父母亲也不愿意再用不给饭吃来吓唬自家小孩。习近平此际提出“吃饭砸锅”论，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市场经济里，各人凭本事吃饭，即使在官方媒体、体制内大学供职者，也都是靠市场供养，除了贪官污吏，谁也不曾白吃共产党的饭；再者，共产党不是农场，不生产粮食，习近平又吃谁的饭呢？让人十分不解的是，习近平出此“妙论”，实乃不祥之论，他难道是想让中国退回到全民饥饿且政府是唯一雇主的中古极权毛时代吗？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美国总统奥巴马某日忽发奇想，作出了“必须坚决反击‘龇必美国’”，“绝不允许吃我们的饭，砸我们的锅”（此处“我们”可改为“民主党”或“美国”、“西方”、“人类”）的“重要指示”，并向全美各党政军机关、各新闻机构、各大专院校予以传达、贯彻，且亲自召开文艺座谈会向包括“网络作家”在内的数十名美国顶级“文艺工作者”面授机宜，那么，这句没头没脑的狠话——美国的周小平当然也可以阿谀说这是一句奥氏妙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当然，只有一个效果，就是愚人节到了，奥巴马隔空恶搞了一次习近平。无论如何，奥巴马的“重要指示”吓唬不到美国的议员、法官、公务员们，影响不到美国报纸、电视、网络的记者编辑们，更绝对波及不到美国的大学老师们——即使他们在课堂上以“龇必美国”为荣。
美国百年前的“扒粪运动”
说到“龇必美国”，美国历史上倒是确有其事——著名的“扒粪运动”（或曰“揭丑运动”）便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垄断资本日益壮大，出现了官商勾结、腐败横行、社会道德滑坡的丑恶现象，诸如当下中国极其流行的不正当竞争、劳资冲突、黑心食品、群体性事件等等，在当年的美国亦曾大量产生，且广泛受人诟病。其时，正好是杂志这一新闻出版新生事物的兴盛年代，亦如当今之互联网络，以《麦克卢尔》、《大西洋月刊》、《角斗场》、《世界主义者》等杂志打头阵，在美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持续数十年的以负面新闻调查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揭黑运动，那才真叫“龇必美国”啊。期刊杂志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美国各行各业的负面报道，石油、银行、保险、药业、血汗工厂、各大城市、联邦议员、总统都被媒体所“龇”，“政府与黑道的勾结、金融保险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监狱里的虐待、街道上的卖淫，甚至连教会中的黑暗”，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大人物都受到了杂志的无情揭露和谴责，甚至“美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形像、道德水准、民族素质也受到了作家们的冷嘲热讽和严厉鞭挞。怎么说呢，给当今中国的大学老师一百个胆，他们也不敢像一百多年前美国的“扒粪者”那样无情地“龇必”我们“伟大的党”和“亲爱的祖国”。
像习近平一样，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扒粪运动”所传播的“负能量”也不大高兴。这位老罗斯福总统正好也是一位语言生动、口才出众的人物，他引用一本英国小说，嘲讽揭黑者为“扒粪者”：一门心思只收拾脚下的污秽，却看不到天上的光明。没想到，正是总统的颇为不雅的辛辣嘲讽为这场新闻调查运动赋予了一个名垂史册的“高贵的尊称”。与习近平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虽然讽刺了“扒粪运动”，但他是一位开明、善良的好总统，对“扒粪者”其实并无恶意，他不仅没有滥用总统权力——比如威胁要查封杂志、砸“扒粪者”的饭碗，或者干脆起诉作家、记者们“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反而公开声明“揭露丑闻的人是社会繁荣昌盛所必需的”，“对总统言听计从是一种奴性，不仅不爱国，而且也违反了美国公众的道德标准”。试问，以习近平之大德与高才，他说得出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话吗？
“龇必美国”的“扒粪运动”揭露了触目惊心的美国丑闻，但美国的社会秩序和综合国力并没有因此而削弱，更没有像“伟大领袖”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一个高级社一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该灭亡。”恰恰相反，经此“扒粪”一役，美国人民受益巨大，美国的诸多社会痼疾得到了有效的根治：“保险业运行机制更为健全，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受到抑制，公共交通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政治老板的风光不再，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弱势群体得到保护。”一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事实是，“扒粪运动”结束之时，即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文明世界的领袖、当今第一强国，这就是“龇必美国”的后果之一。“龇”得好胜过管得好，怪不得杰斐逊说，若在政府和报纸之间二选一，宁舍政府而取报纸。美国“扒粪运动”的政治意义，以习近平的才学和胸襟，他理解得了吗？
《动向》2014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