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不能进步，但反对政治改革的理论与技术，却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先说一个故事：八九北京民运的时候，北京市政府在郊区组织了农民示威游行，支持中央反对“动乱”，农民们打的旗帜上就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农民带头喊口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其他农民跟后面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领头喊口号的发现少了一个“化”字，就接着再喊，“还有一个化”，后面的人也跟着喊，“还有一个化”。
如果问这些农民兄弟，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什么，他们谁也不可能搞清，其实你就是问邓力群、胡乔木、甚至邓小平本人，他们也说不清楚。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大词，与其所指完全不同，邓小平本人的解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就是全盘西化，实行三权分立。
“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资产阶级无关，因为资产阶级一词在中国名声被搞得不好，所以，什么东西只要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基本就可以在政治上被定性，尽管无产阶级也追求自由平等，但在中共看来，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假的。那么无产阶级的自由化，是真的么？可惜，没有人思考过，无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与现实及其造成的罪恶。
现在我们看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与谁有关？如果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邓小平，如果要与两个人有关的话，这个人就是陆定一。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人们不知道，这个提法最初是由中共主管文化宣传的陆定一提出来的，经毛泽东之口，就成了毛的指示或语录。但就是这么个正常的提法，中苏交恶之时，苏联老大哥将双百方针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料，始于此。据龚育之先生文章介绍：刘少奇1959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不点名回应了当时苏联的批评：“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
邓小平时代，陆定一是坚定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的体制内人士，他为什么反对呢？
陆定一曾对龚育之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有毛病的。我们不应该把民主、自由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加以反对，应该对它们作历史的分析。他还说，在他的印象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才发明出来的，他举出196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的文章《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为例，来证明这一点。这篇文章称：“陆定一所鼓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灭资兴无的革命方针根本对立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陆定一认为，如果“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革”中批他才发明的词汇，那末，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沿用这个词汇呢？
文革逻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逻辑，这种逻辑认为，陆定一鼓吹的双百方针与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自由或自由化呢，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追求的自由，也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文革逻辑现在还在发挥强大的生命力，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也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有什么区分呢，就是社会是主义民主是真的，资本主义的是假的。这无异于说，原产地的货是假货，而山寨货，是真货。但这些文革人就敢于这么说，敢于这么认定。
陆定一，这位从延安时代到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年代，一直是意识形态主管身份（中宣部部长），他为什么能在五十年代提出双百方针，又在邓小平时代强烈要求删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罪词？
1986年，龚育之为十二届六中全会起草“精神文明决议”，去征询中共意识形态元老陆定一的意见，陆定一对龚育之提出的上述意见不仅进入起草小组的视线，也被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关注，但当胡耀邦将陆定一等人的意见送达幕后垂帘者邓小平案头时，邓小平非常坚决地要求保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邓小平认为，这一提法自己提得最多，其所指是核心内容是反对中共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等。
邓小平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固守的意识形态名词或帽子，就这样进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起草“精神文明决议”，个人意志代表了党的政治意志，党的意志又会转化成不成文法律，以此对知识分子进行无端的打击。
邓小平通过意识形态的打击，是因为他看到了社会民意或知识分子（王若望们）将矛头直指邓本人，邓需要有一枚精神武器予以还击，这个武器就是一顶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国家的稳定、维护个人的极权，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统一。在对政治异已的打压过程中，邓小平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政治文明的对立面。
在陆定一看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咒语，因为文革中，刘少奇就是用这个咒语亲自完成了对陆定一的打倒，戏剧性的是，后来刘少奇也被毛泽东的政治咒语咒倒，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当然是炮打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而毛泽东最后的一场政治运动也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结束后，陆定一是想结束魔道，进入人道，但，邓小平却固守魔道，对魔道中的政治帽子戏法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所以，邓当时要求中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得反至少二十年。
现在是习时代，主张依法治国，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还会由一帮极左人士使用，但全然没有法律效果，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毕竟无法构罪，怎样对这些自由化分子或政治异见者构罪呢？用煽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泄漏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这些罪名，以国家、制度的名义，来构罪于政治异见者，比大而无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更能精准地打击政治异已者。
网友说得好，不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而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
政治改革不能进步，但反对政治改革的理论与技术，却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注：文中提及龚育之文章，见：《陆定一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争》（《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