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蓝靛厂住的时候，附近有军营，很早很早就会有军号想起，冬季天黑，恍惚会觉得每一次响号都是在半夜，我也随着那号声起来，被父母推醒，冻得瑟瑟发抖，朦胧中的军号声，空气中的煤味，就是我在十四年前关于北京冬天最初的印象。
之所以要这么早起床，是因为那时的体育课有一千米跑步，中考也会有这一项，父亲便陪我每天早起跑步，我睡眼惺忪地跑在蓝靛厂荒凉的路上，一路上总是被父亲拍脑袋，叫我快点，那时候穿的是双星，英文名叫DoubleStar，我第一次听说DoubleStar的时候以为是Nike之类的名牌，但反应翻译过来才知道就是双星。那时候男生都穿双星吧，班上有那么几个总能穿名牌鞋的，上课的时候会把脚撑得很远，裤腿也会撸得比旁人要高，他们那几个的坐姿我到现在都记得，当初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那么崴着坐，现在想想大约就是那样的原因。
在那些街灯投不到的路上，我和父亲往往是只听到彼此的喘息和跑步，还有脑勺不断地挨拍，很多年以后，我在那么多的黄昏陪着父亲散步，都会记得当年的与父之路，想起那些年我的长跑总是满分。
父亲那时候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压注在我身上了，他从县国税局辞职下海到北京做生意，带着妻子和儿子，家里全部的现金给我交完赞助费就剩下一千了。很多人问我们当初为何那么意气，抛弃县城的优渥北漂来受苦，父母会说，怕孩子将来考上好学校却供不起，怕考到好学校我们也不认得门。再说到根上，父母会说，因为读书少，没多想。
所以，当我第一次在北京上学数学考试才考了79分，父亲摔门而出，立在院子外面，抽烟望着远方，气得肩膀都在颤抖，那是我见过的父亲关于我的最失望的背影。
父母是在我小学毕业时带我来北京玩，玩了就没回去。在天安门广场，父亲问一个捡瓶子的人一个月可以捡多少，那人说两千。所以父亲说，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捡破烂都能活。因为父亲的工资当时才八百。
现在大家都往公务员里挤，虽然说那是下海浪潮的尾声，可父亲当时以优异的业绩炒了公家的鱿鱼，可谓震动乡县，以至于我们那个县盛传着谣言说我父亲是到北京来贩毒的。否则没有任何逻辑可以解释。
贩毒什么的，聊供笑谈吧，当初我们是连暖气都烧不起，每天要砸冰出门的，晚上呵出的水蒸气会把门死死封住，这个恐怕很少有人体验过吧。第二年更是穷得过年只剩两百块钱，连老家都回不去。
但那个时候，终究没饿死不是。我母亲说北京人傻，吃鸭子就吃皮，留下个那么多肉的大鸭架子就两块钱一个，所以母亲就买鸭架子给我吃，我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母亲说那时候蹲在门口就能吃下一整只，她看着特别开心，但也总后悔说那时候没给我补好，害我个头没有长得像舅舅那么高。
母亲还会买将死的泥鳅给我吃，她说泥鳅早上被贩到菜场，颠簸得都会翻白肚子，看起来像死的，所以才卖一块钱一斤，母亲就把它们买回来，用凉水一冲不一会儿就都活了。其实就是死的也有什么关系，几十年前菜场买鱼，能有几条是活的。前年看《岁月神偷》，上面的母亲买鱼也是在等鱼死，好像还趁卖家不注意拍了那鱼，要是这段子搁在相声里听会让人大笑，我听到也会哈哈大笑，但转念就想到母亲当初买将死的泥鳅。
母亲买回泥鳅会把它们收拾好，晒到屋顶上，因为每次见着都可以买，晒干了就可以存在瓶子里慢慢吃。有一回母亲穿拖鞋上下梯子，下来时滑到，大脚趾戳到铁簸箕上，流了好多血。一连有一个月，我每几天搀扶着母亲到医院去换敷药，走过的那条四季青路，也是我同父亲跑步的那条路。
那条路现在完全繁华了起来，一点当年的影子都找不到，当年那条路的样子我也不记得，因为要么是在黎明之处有看过，要么是挽着母亲时经过，挽着母亲的时候，我的心都像她脚一样疼，哪里会注意到周围，于是一切关于那条路那个医院的印象都集中在母亲周围的几尺之内，其余的都早已模糊。
我当时对于贫穷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很多都是嘻笑着过去了，比如我们没有钱买第二套校服，却需要每天都穿它，没办法的时候就在锅里炒衣服，校服洗过放到锅里去炒干，我是很擅长这一手的，我会告诉你如何炒，如何不把拉链炒化。
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止是我一个人炒衣服，我表弟被舅舅舅妈带到上海打工的时候也被炒过衣服，当时大冬天的，弟弟掉到泥沟里，舅舅舅妈只好把弟弟脱得光光的，裹在被子里，一整天都在洗衣服炒衣服。
去年舅舅还专程到上海把他们当年租过的小房子拍下来，看起来简直就是窝棚。我小舅舅也闯过上海滩，睡了半年的水泥地，冬天真的就是盖报纸。大舅跑到上海去看到小舅的时候，两个人抱头痛哭，可他们就是不回去，混不出个样子就是不回去。
好在后来大家都富裕了。
但是真正的财富，也许不是后来的富有，而是当年的贫寒；不是那些小家子气的冷暖自知，而是破釜沉舟的卧薪尝胆、咽辛啖苦。
贫寒像凛冽的酒，喝过才敢提着虎拳，往世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