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毛泽东、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引起很大轰动。
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阅后觉得戚文文字清晰，还是讲了一些道理的，可以发表，并遵照主编黎澍的意见，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田家英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但戚本禹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文章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表。（笔者注：田家英对戚本质的认识可见一斑。这也是田戚关系中一则重要材料，是笔者在写《田家英之死》时没有发现的）（又注：由此也可见田家英之幼稚）
后来戚文就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学者不赞同戚本禹的意见，中宣部也批评道：《历史研究》发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与我们打个招呼！？
学术界反响强烈，中宣部也认为问题严重，于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面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人们纷纷指摘戚本禹，尤以翦伯赞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注：由此可以了解在文革中翦伯赞的下场为何如此之惨？）
主持会议的中宣部科学处林涧青处长最后作了结论：戚本禹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一定要肃清影响，并委托刘大年组织一篇批驳文章。刘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写好了。
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戚本禹已经乱了阵脚，正在准备写书面检查。这时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戚本禹。她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生）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从江青那里领了“尚方宝剑”后，戚本禹不再写检讨了，而是积极准备写第二篇文章。这第二篇文章的初稿，主要是逐一反驳刘大年文章的观点。文章写就后马上送到了钓鱼台。康生等“金针度人”，向戚本禹面授机宜：你不能被动地跟在别人后边，要使文章有分量就要站得更高，要抓住叛徒问题。
不管怎么说，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还是有点学术味道，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彻头彻尾政治化了，国际上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赫鲁晓夫；国内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彭德怀，大讲叛徒问题。
“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调查戚本禹，他是这样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对着彭德怀的。彭德怀晚节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怀。主席提出来，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从上述情节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
第一，戚本禹所写的这篇文章是为了投机政治。历史被戚本禹用作投机政治的工具。
第二，毛泽东支持戚文是为了政治利用历史。
至于历史史实的本身，李秀成的自述是否是变节书？李秀成是否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戚本禹的文章提到了叛徒问题，而毛泽东正要解决党内的叛徒问题。
所以这个“为党立了功”的戚本禹此后飞黄腾达，不可一世。
毛泽东著名的十六个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在史学界传开以后，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很快只有一种声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铁案。
利用“李秀成自述”将李秀成打成“叛徒”毕竟还经戚本禹作了一些考证；继而利用“多余的话”将瞿秋白打成“叛徒”连考证都是“多余”。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准备“倒刘”的一个铺垫。
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就是后来被确认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六字“铁案”，而“叛徒”是其核心内容。
毛泽东于1952年秘密指使高岗调查刘少奇历史问题；64年前后支持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文革后的揪叛徒运动，对刘少奇的三项罪名，都是毛心中那棵邪恶之草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