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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朝四暮三之术

刘伯温一再强调诚信治国,认为用暴力不能治民,而玩弄权术更会不得民心。

并非无端地想起养猴人的典故。这个养猴人被称为狙公,狙就是猕猴。《庄子》的《齐物论》说过这个狙公养猴的故事,原文很短: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芧”就是橡子,庄子想借此故事,劝诫当时的学者不要被“名”所蒙蔽,要注重“实”,也就是事物的同一性。哪知“朝三暮四”一词,以讹传讹,最终竟变得和“朝秦暮楚”一个意思了。

用今天眼光看,“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还是不同的。早晨为一日之始,猕猴白昼活动量大,当然要多吃一点。晚上睡觉,少吃一点才合理。从这个角度看,猕猴的喜怒是有缘由的,只是人们不了解猕猴的喜怒罢了。对狙公来说,结果虽然相同,但因分配方式的不同,效果也就不一样。如果把人生比作早晚,现今的高房价,引发的正是“朝三暮四”的效果。多数人最具活力的青春时光,都是在狭窄逼促的环境中度过,等到老时欲求低了,反而住进了宽敞的豪宅。只是这种“朝三暮四”的社会分配,极难像狙公那样轻易调整过来。

不过我想起的养猴人,还有另一个典故。它出自明代刘伯温的《郁离子》,像对庄子寓言的续写。说的也是一个狙公,每天都给他养的猕猴分配工作,采摘山中的果实。晚上猕猴回来,狙公让它们交出所采果实的十分之一。靠猕猴采来的果实,狙公活得很滋润。偶尔有不交果实的猕猴,狙公便对它们棍棒相加。猕猴虽苦,却不敢违抗狙公。直到某日,有只小猴子突然问:“山中的果树是狙公栽的吗?”众猴说:“不是,都是天生的。”小猴子问:“不是狙公就不能采吗?”众猴答:“不是,都可以采。”猴子问:“那我们为何要被他役使呢?”小猴的话没说完,众猴便醒悟过来。那天晚上,它们等狙公就寝,打破了栅栏和木笼,取出储藏的果实,相携而入树林中,再也没回去了。狙公最终因饥饿而死。

刘伯温在寓言的结尾,反问得很有力:人世间用权术驾驭民众而无道理和法度的,他们就像狙公一样吧?只是民众迷惑而未觉醒,一旦受到启发,他们的权术就走到头了。很显然,刘伯温讲的狙公和众狙,指的是执政者和民众,这个寓言讥讽的也是腐败的政府终将因苛政虐民,而引发民众的反抗。果然,刘伯温写完《郁离子》后,便出山辅佐朱元璋。不仅协助朱元璋制定了灭元方略,还建议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招揽天下和民心,成为明朝最重要的开国元勋。

刘伯温写《郁离子》时,已近50岁,元代官场上数起数落,后弃官归隐青田山中,写下《郁离子》。刘伯温生活在多事之秋的元末,目睹了当时政荒民困、生灵涂炭的现实,所以他一再强调治理国家要以民为本。执政者如“志利而忘民”、“见利而不见民”,横征暴敛索取无度,则为执政的“危之道矣”。他还拿“治圃”作喻,警告执政者:“有司取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几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如果只知榨取,竭泽而渔,只会导致物尽民穷。民既为国之本,治国之道在于如何凝聚民众的力量。刘伯温认为:“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抟而聚之耳。”他拿尧舜治理作比较:“尧舜之民,犹以漆抟沙,无时而解”,而“三代之民,犹以胶抟沙,虽有时而融,不释然离也”,而“霸世之民,犹以水抟沙,其合也若不可开,犹水之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犹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

更重要的是,刘伯温一再强调诚信治国,认为用暴力不能治民,而玩弄权术更会不得民心。“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如果“所用者无非掊克之吏,所行者无非朝四暮三之术”,不要以为“人不知之”,实质上“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诸民,民亦以是应诸子,上下之情交隐矣”,导致“徒见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离也;见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最终会“上罔下则不亲;下罔上则不孙”,这就是国家动乱的根源。

刘伯温的这些思想,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所言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思想也因此成为元末反对专制统治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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