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祖父，在我印象中，他老人家就一直是“我爸爸的爸爸”这样一种存在。
我祖父是个神人。他这一辈子，在鸦片贩子、商号掌柜、摄影师、老农民等相差悬殊的角色中灵活切换。喂！剧本这么乱，这是走错片场的节奏吧！
祖父出生时，刚刚民国，晋商的还在中国大地上拥有回光返照似的灿烂余晖。
就我们那个小村庄，千把人，却涌现了一大批票号：大德通、大德恒、大德兴、万川汇，还有复盛公、复盛西等联号，都是几十万两银子的大买卖，隐隐压过平遥的日升昌。成就了“祁县乔家”这么一个晋商大户，总舵主就是乔致庸，他和我爷爷家在一个丁字胡同里头。慈禧在这住过店，赐过匾，李鸿章送过对联，左宗棠串过门儿。庞大的乔家族人兴建了若干潭府深宅：在中堂、德兴堂、宁守堂、保元堂，高大巍峨，雕镂秀挺。
啊？我们家？
呃，说来惭愧。我爷爷的爷爷文化水平不高，取了个俗气到家的名字，叫福寿堂。
院落门户小，又不是和乔致庸一个本家。文化也轻，比如我外祖家的堂号叫绍隆堂，姿势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当我少年的祖父成长起来后，还需要自己奋斗，于是离开了那个平原的小村庄。按照乔家人一贯的理念：商工士农，就要先到做买卖的地方锻炼几年。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经过半个世纪的经营，包头市面几乎成了乔家的江山，于是往西北走，基本上也是一个大众化的选择。
鸦片贩子
出了杀虎口，少年祖父没有选择一贯的皮货生意、茶叶生意，而是跑到绥远收奶子去了。
收奶子，这可跟伊利蒙牛不搭界，是正儿八经的毒品生意。罂粟花开过之后，结一个青色的核桃儿，用刀片一划，就会流出洁白的奶子来，然后经过一系列的炮制，就成了黑色的烟土。然后以福寿膏的名义流入千家万户，把富商抽成穷鬼，让穷鬼抽成倒卧。倒卧是啥？就是流落毙命于街头的饿殍。一口气生生咽了下去，叫“咽倒卧”。还想挣扎着活口气？那就当兵去罢！
收了奶子卖哪儿？祖父从来没说，我也不知道。
但那时候山西商人有钱，在各种享受上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大烟馆里最高档的烟灯叫太谷灯，这里可不是山西太谷县现如今有名的花灯，而是抽大烟用来点烟枪的烟灯。白铜或黄铜打制，雕镂精美，可以随意调节火焰大小，还配着玻璃罩子，讲究的是水晶罩！
这个灯在《老残游记》里被提到过，作者刘鹗为什么这么了解？因为他在山西活动能量不小啊，诸位要是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保矿运动”。他虽然是江苏人，但却皈依了号称是“教养天下”的太谷学派。太谷县是什么地方？在祁太平三县里号称金太谷，但就城池规模质量来说，就压了祁县平遥一头，出了不少晋商富户，比如太谷曹家。慈禧太后还给曹家赐了个金火车头。再后来，又出了一个孔祥熙，蒋介石的大连襟，民国的钱袋子。
少年时代，诱惑颇多。可是终日与鸦片打交道的祖父，却没染上烟瘾。可见自制力不一般。不过这也是乔家的规矩，乔致庸的儿子九少，就是因为抽大烟，不许在大院里住，赶了出去。收奶子可不是一个容易活儿，你得能一眼看出这桶奶子能出多少烟土才行啊。我那少年祖父据说干得还不错，迅速挣了不少钱。
我后来想，为什么绥远那个地方种了那么多鸦片，谁种谁管啊？后来一看地图，嚯！离延安这么近。又听一些公知说，延安曾经出过一批特货来赚钱，这里头有关系没？我不知道。不可言，不可言。不过就算说了，也终究归结到：时也，势也。
或许那块地方，就特别适合种鸦片。这不，就刚刚的新闻：高分二号卫星在内蒙古、河北等地发现了多处罂粟种植区；在内蒙古、吉林等地发现了建国以来面积最大的大麻种植区。
WTF！
商号掌柜
人都是要转型升级的，老干毒品贸易也不太合适。积累了一些资本以后，我祖父就北上京城。洗白上帝都嘛！
那个时候，山西人，尤其是祁县人，想到北京谋一份工作是很容易的，因为在京城开办着数不尽的山西商号，不过这个时候，晋商的黄金期其实已经过去了，票号业被洋行和银行挤压殆尽，多数已经回归到茶庄和布匹庄的老业务上了。
我祖父第一份正经工作是一家颜料庄的掌柜，这不是给艺术家开的，是给染坊供货。商号的东家是谁？祖父母已逝，已经不可考，惜哉痛哉！
在京城大概干了十几年吧，这期间，北洋政府、日本人、傅作义轮流碾压。经营不易，不过倒也能勉强维持，谁来了，也得穿衣裳不是？也不能穿一身白，给谁戴孝啊？所以，粮油布匹业，事关温饱，谁坐江山也基本能赚钱。
这十几年，祖父也不经常回家，但必要的交流还是有的，写个信啊，捎点钱啊，都可以。打了这么多年仗，真正断了音信的是平津战役。日本人来的时候，中央军装模作样地抵抗一下，也就跑了，围城没持续多长时间。抗战胜利，日本人是就地投降，国民党高层隆而重之地开进去接收，也是和平移交，犯不上围城。唯独国共相争，双方都憋足了劲儿死磕，进攻方要打，守城方舍不得逃。华野来势汹汹，东野秘密入关，泱泱几十万大军把四九城围的水泄不通。傅作义也是厉兵秣马，分兵北平天津张家口，摆出一副誓与华北共存亡的架势。
北平和平解放也好，天津一场血战也罢。那都是大人物的政治较量，反正我祖父就是知道，诶哟，出不去了！在山西小村里的我祖母知道，唉哟，我的良人被困到北平了！
怎么办？这得去看看，我祖母把家里的金银细软都打包起来，上北平去！当时，我祖母一个农村妇道人家，带着两女一儿（我爸那时还没出生呢），还有一个外甥出远门。这外甥他娘是我祖父的妹妹，前夫死后改嫁到北平去了，但把儿子就一直留在山西，正好也送到北平去。
先到太原，太原的形势虽然也急迫，但徐向前的部队毕竟还没来，太原真正被围城，是半年之后了，那时候傅作义的军队已经被改编，从北平杀过来，和徐向前一起扑向了他的老上级阎锡山。
到了太原，听说北平已经被围得死死的，正太路也断了，去不得了。
那不行啊，我祖母想，这必须得去北平！当时祖母有九个戒指，金的，银的，镶宝石的，嵌玛瑙的，件件值钱。于是把这些戒指都送出去，贿赂人家晋绥军，后来被准许了，就拖家带口地乘坐着军用飞机飞到了北平。
“那云彩真白呀，就跟刚弹好的棉花套子一样！”很多年后，我祖母跟我念叨。那是一个黄昏，她老人家已经垂垂老矣，端坐在祖屋正中的沙发上，竹帘外大雨倾盆，屋内一群孙辈围坐，听她老人家讲古今。
去了北平，说是和平围城，但炮弹天天打，从东城到西城，从宣武到崇文，呼啸着从头顶就飞过去了。但不管怎么说，夫妻团聚了啊！后来，听说天津打起来了，后来，傅作义又投降了。城门打开了，共产党入城，换了人间。
那就留在北平吧，反正改朝换代，一切从头。却没想到，祖母带来的三个细软皮箱被盗贼给顺走了！一下子几乎变成赤贫！后来又听说山西大变天，要土改，家里的几顷良田要分出去，祖宅也得分出去。这是大事儿啊，得，回吧！
照相师傅
其实在土改前，阎锡山时代为了防共产党、搞军备，出台了一个“兵农合一”的政策，田地就已经被收回去了。那时候把辖区内的田地统一征收起来，再根据每家的壮劳力数量，平均分配。为的是耕者有其田，最大限度地生产粮食，保证军需。这实际上那就是阎锡山的土改。话说很久以后，我问过外公，怎么评价土改。我外公说，土改是惨烈了些，但是在那个情况下，中国要是不土改，就这的没有一点办法了。无论谁坐江山，都要被迫土改。我外公这么说，其实他家是惨烈的，男丁少，我外公作为独苗还读书去了，家里一个壮劳力也没有，兵农合一的时候被分得连一分地都没了，挨了几年饿。
然而，江山变红，还得再分一次。划分成分的时候，也不能按当下的标准，要按“兵农合一”前的标准。幸亏我祖父家的田地也不甚多，而且乔家堡也实在太有钱，有乔致庸家坐镇，谁敢争地主的名头？所以，就划了富农。外公家就扯淡了，白白挨了几年饿，但到头来还是给安了个地主的帽子。
田地要分，房产也要分。
祖屋是个老宅子，坐南朝北，临街是木制门楼，左右蹲坐两头狮子，尽端是高大的南厅，两边厢是“船侧反曲”的瓦屋，北房倒是平房，方砖墁顶。冬天的取暖不用另生炉子，所有屋子里都暗砌着烟道暖阁，还是地暖，只要在一个地方烧炉子，整一套屋子就全暖了。南厅最高大，阔五间，笔直青砖墙壁，两丈多高，双出水屋顶，上覆筒瓦，檐头上一个滴水隔一个兽头瓦当。屋脊偏西，有一座风水砖楼，上面插着铁旗，旗杆用熟铁打造，从正脊檩穿下，直接插到大梁中。
屋脊的两端是一对脊兽，张嘴望天，头上各镶一对铁角。这个构件的形制很像“犼”，而乡人只叫它“张口铁角兽”。
这宅子在晋商遍地的祁县来说不稀奇。但那对张口铁角兽，全县找不出第二个来。兽口的张与闭，有讲究呢：民舍只能用用闭口兽的，官宅或者考取过功名的人家，才能用张口兽。而且兽嵌鉄角，更是罕见。乔家大院煌煌三百一十三间屋子，愣是找不到这个水准的脊兽。按这么个说法，此院主人之前则必是有过功名的。可是从太祖父一辈传下来就一直是经商，从没听说过与科举有过瓜葛，这事情过往如烟，已经不可考证了。
这样的房子，要分出去一半。村里的贫下中农于是便搬了进来，住在西厢房的那一家，有一个颇俊秀的少年。我二姑是姑姑里最漂亮的一个，最后二人竟然相熟恋爱，最后二姑竟然从北房嫁到了西房里！一桩婚姻，愣是没出院门！
啊，这么说来，半个院子的产权，经过土改，从我祖父手里转移到了我二姑家，阴差阳错，真真稀奇。
这是后话了。话说当时，家里不能收租子了，自然要想别的办法。那时土改的政策是工商业不动，继续创业做个买卖，也被允许。
我祖父回到家乡，想来想去，觉得做粮油布匹老行当没啥意思，要做就做个洋玩意儿。最后跑到太原买了一架照相机，在家里开起了照相馆。
那时候的照相馆，别说祁县了，全山西也就一两家。就算是在北京上海，尚属稀奇玩意儿。那时候洗照片用的还是玻璃版，也叫珂罗版。后来出了明胶版，也是近一尺见方的大底片，照相的时候，要安排曝光分布，冲洗的时候要裁剪，比较麻烦。照相机是一个近一人高的大座机，铸铁底座，黄铜导轨，调焦距啊、移轴啊、都要拧几个黄铜旋钮，跟操作机床似的。毛玻璃取景，是一个玻璃小门，底板盒是分开的，曝光的时候把玻璃小门打开，把底片盒按上去。一个手捏橡皮球连着快门，气动曝光，曝光时间全在手里掌握着，不容易。最绝的是，由于相机比较大，所以镜头前组外就镶了一面镜子，被照相的人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姿态。
祖父的手艺精湛。我父母的结婚照也是他老人家照的，那是黑白版，还用毛笔蘸着颜料润成了彩照。
原来家里的厕所，也是一间整齐的屋子，我祖父把厕所填掉，改造一番，用作暗房。
说到这里大家该奇怪了，一个鸦片贩子怎么学会的摄影？咳，据说祖父曾经在一家影楼里短暂地当过会计，然后就学会了，祖父果真是个聪明人！不但如此，开了照相馆后，祖父还教别人摄影，什么山西摄影师活动、榆次地区摄影师培训班什么的，就跑到乔家堡村来举办了。我大姑父，是榆次红旗影楼的职工，和我大姑就是在家里的摄影师培训班上认识的。如今家里留着一张旧照，是榆次专区摄影培训班的合照，地点在村南乔致庸的墓地“柏叶坟”里，碑楼石亭为背景，尚未成为祖父女婿的大姑父在里面笑得意气风发。
那算是我祖父人生的第二个辉煌点，独家生意，利润不小，逼格还甚高。父亲与伯父他们也经历了儿时最富裕的一段时光。
日子过得，比当“毒枭”的时候都滋润。
怎么回事呢？经过一次土改，我祖母深深感到，这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能存钱！钱多就是祸！所以全家定了个指导思想：想方设法把钱花出去。低储蓄，高消费。据说照相馆每天的营业流水，只把五元以上的钱点收入账，毛票分票就堆在那里，家里大人小孩，伸手就能拿。袜子破个洞就买新的，天天买肉吃，吃不了分邻居。小孩子的糖果不限量，大把大把地带到学校里散，周围的小伙伴是最多哒。
果不其然！几年后公私合营，抄一次家，又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抄一次家，这次没积蓄啊，都是破坛子破罐子，谁要谁拿去！而且抄出来的物件少，罪名也就小。一般的黑五类分子都要发配到“逃荒地”去铡草，我祖父只是被分配去看水车。
我祖母在很久以后聊到这一段历史时，她老人家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侃侃而谈。烟雾缭绕中，老太太笑得乐不可支。
“攒钱就是攒罪！幸亏早都花完了！”
我被这种狡黠的小智慧，或者说沧桑的大智慧所感染，也好像占了天大的便宜一样，乐不可支。
回归农民
乐归乐，那是因为历经风雨后的回首才会如此闲适。在当时，可真就是穷的叮当响，完全没有一点办法可想了。
公私合营之后，照相馆归了供销合作社。这一下，除了和全村男女老少到农业社里磨洋工，没别的收入了。
家里没粮食，我爸爸拉平车回来，知道回到家也没饭吃，索性就不回去了。大晌午日头正毒，咚咚咚灌一肚皮凉水，钻到平车低下睡一觉，下午就接着干活去了。
一大家子人，一口大铁锅，每天就是溜尖菜粥、拌汤菜粥。如果是拌汤，有点白面，所以大家都捞稠的吃，谁最后吃就只剩半锅冷汤。如果是溜尖，高粱面做的，谁都不愿吃，只是撇稀的喝，谁最后吃就只剩锅底一堆横七竖八的溜尖。
最后穷成什么样子？山西或者北方风俗，枕头瓤是荞麦皮或者秕谷子的。在半夜里，把枕头扯开，把那浸透了十数年脑油汗水的秕谷糟糠倒出来，磨成粉熬着吃。祖父把手扳小石磨藏在被窝里，抖抖索索把枕头扯开，用被子紧紧捂住，慢慢地磨，生怕发出一点声音。因为院子里住着贫下中农，怕人家举报！
可是还是穷啊，咋办？把东西两厢房的屋瓦拆掉，把高耸的木架拆平，改成平顶，糊上黄泥。拆下来的屋瓦和节省下来的木料就卖掉，换点钱。
据说，当时拆下来一根大梁，有个地方竟然用木楔子打着一个补丁。家里人疑心这个木料不好，于是赶紧贱价卖了出去。结果买了木料的木匠在解大梁的时候，竟然从那块补丁里解出几锭元宝来。
这事情在十里八乡传得很开。刚开始，我妈不太愿意这门亲事，母亲的舅母就过来劝：去嫁了吧，嫁了好。男人清秀，跟知识青年似的，家里好像是穷点，可说不定也偷偷攒着一点钱。你看，前阵子不还拆出好几个元宝来嘛！
哎，可是谁知道，那时真是家徒四壁啊！
我爸上我妈家提亲，一堆人等在大门口要喜糖。小时候到处散糖的我爸，此时兜里连半块糖都没有，只好避开大门，翻墙进去。新女婿第一次上老丈人家，竟然就是这么进去的。
等到我妈嫁进来，家里实在是没房子了。只好把婚房选在原来的厕所，就是后来的暗房。反正照相机也被抄走了，用不着暗房了。
我爸娶了媳妇，三叔也马上要娶媳妇了，总不能娶到野地里去吧？总要分家盖院吧？
地皮不用愁，村里批好了，但光有院子不行，要盖房子啊？
于是，一家人把目光投向了那高大的南厅。
拆旧盖新吧。
最后，南厅被轰隆隆拆掉了，得到了堆积如山的砖瓦、木料、废土。把一百多年前的青砖刮干净，梁柱椽檩排好，屋瓦垛好。屋瓦没用，卖了钱可以请师傅，砖石木料可以盖新房。旧门窗拆下来，解成木板，可以打家具。
正所谓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一切有为法，生生无绝路，旧物还新用，基业荫后人。
只是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种荫庇的法儿。
五间南厅拆下来，西边的两间半是归贫下中农的。就光东边的两间半的砖瓦木料，硬是盖了一排七间屋子。可见当年的基业是多么殷实！盖好的屋子也很牢固，我出生成长都是在这屋子里，这些屋子一直挺立到去年被拆迁。
可是，祖父却没有赶上这时期轰轰烈烈的建设。
就这个时候，祖父倒下了。刚开始是后背发冷，咳嗽痰多。后来住到榆次医院里，被诊断是肺癌，医嘱是要少食多餐，可哪里来的细粮！很久以后，我祖母给我看祖父的遗嘱，在那些小本子上，祖父用钢笔字写着：家里的粮食已经不多，家人多吃粗粮，娃娃饿肚子，哪里来的少食多餐呢？
祖父住进医院后，爸爸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榆次与祁县两头跑。家里穷，自行车也不多，去榆次的时候，时不时的就要临时抓借。那一次，我爸骑着车风风火火往榆次赶，心里着急，一不留神冲到了公路旁边的沟底。自行车的前叉子折了，这下也去不了榆次，也还不了车主。一头是病危的老父亲，另一头是刚刚欠下的车债，事情一团糟，又急又气，竟终于落了泪。
很久以后，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我父亲谈及此事。我听后，浮现出一幅画面：我那青年的爸爸站在陌生的公路旁边，心里挂念着他的爸爸，春风料峭，忍泪向前。
然而，终究是人力不可改变之事。在拆南厅之前，祖父病故了。我爸借了村人的拖拉机，连夜从榆次把祖父拉了回来。一路颠簸，一路喊名招魂。祖父的灵堂就设在南厅里。祖父直挺挺地停着，脚边点着一盏长明灯。为他最后遮蔽风雨的，是他的即将被拆掉、即将投入到另一场建设的祖屋。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
呜呼！言语及此，泪水滂沱。尽管仓促，行文犹不得不尽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