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亲爱的》中讲述的故事，由发生在中国内陆的真实事件改编。导演陈可辛来自香港，却一直关注更广阔的中国内陆。
片中，一对来自陕西省的夫妇来到深圳谋生，丈夫做生意赔了钱，妻子谋得了好工作。他们离婚了。即使同出自一个以“农业文明”、“悠久历史”为名的陕西省，他们在来到象征着“现代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圳市之后，际遇仍然会有云泥之别；即使他们的地位相差甚远，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仍然能够取得共识：“要讲普通话，不要讲方言”。原因？毫无疑问，学会普通话，比说家乡话，对于未来的发展会更有好处。在这里，导演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呈现一个当今已被普遍感知到的现象：“大都市”中的移民，正在被剥离其身后的地域身份与故乡认同。对于人的归类，只剩下广泛的“贫穷”和“富足”，或者是“草根”和“精英”。他/她来自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是否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立足。
母亲再嫁，孩子被判给父亲。孩子被绑架之后，他们的心情又同归一处。与他们感同身受的，还有那些无法得到公权救助的父母——由于一胎政策，他们唯一的子女被拐卖，给他们带来无比沉重的精神打击，以及获得再次生育的准生资格的麻烦；但现有的司法行政制度和组织只是告诉他们：“去做个DNA信息采集吧，万一将来能找回来呢……”、“规定就是规定，你不能证明他死了，就办不了准生证。”他们只能进行自助自救。其中，自助自救的组织者是一名“土豪”，但他与这些父母的境遇也是一样，到最后也没能找回自己的孩子。甚至在后来，那位遭人痛恨的人贩子的妻子，安徽省的一名贫穷的农妇，由于被其丈夫拐骗的孩子被原父母寻回，她同样成为失去子女的母亲。在这里，导演试图把一个群体通过“失去子女”、“痛苦”、“悲伤”的相同的际遇和情感集合在一起，暗暗抹平了阶级和财富之间的差别。
这两次“故意”，导演把文化、地域、阶级、财富等属性从个体身上慢慢去除，剩下的只有情感：亲子之情，以及“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的同情之心。也许，这就是导演想要呈现的“人性”。被拐骗的小孩，在与农妇母亲生活了几年之后，已不认得亲生父母，就算回到了深圳，也改不掉在安徽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还是牵挂着贫穷的母亲与曾经相依为命的妹妹。由于小孩的纯真，不牵扯到后天的“文化、地域、阶级、财富”，这爱亲恋家之情，大概也是导演想要呈现的“人性”。
香港的导演，来到内陆，通过内陆的审查，讲出了内陆的故事。而他的家乡呢？从这里想起，反倒是有点耐人寻味。
香港正处在深圳的对面，作为深圳乃至整个内陆曾经仰望的“金融之都”、“发达地区”，作为无论是先进的还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的manifestation，香港所承载的想象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内陆人民将对财富的渴望，深深投射在香港这个符号之上了。然而，改革开放，天翻地覆。深圳特区，从一个大逃港时期浮尸河上的悲惨世界，摇身一变成为炫耀财富的新贵之城；香港，本是大英帝国治下的自由之港、繁荣之港，被纳入财大气粗的中央帝国的盛世版图，日渐困窘、敏感、脆弱。港人曾珍视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们；他们有点不太明白这种过于迅速的变化，不太明白远在两千公里之外那个中央政府的心意，更不太明白自己明天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
难道，香港，不是那个被拐骗了的小孩？
香港，对于曾属的祖国，“中国”，能有多大程度的认同感呢？清政府在百年前留下了“DNA信息”，只是不知道朝廷高官们是否期盼着“万一将来能找回来呢”。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终于是把香港找回来了，香港却不再习惯。它的一切都是养母给的，它仍然留恋着过去的辉煌岁月。而生母？那是谁？为什么有个陌生的庞然大物过来，就说非要接我回去？电影中，黄渤饰演的父亲在找到孩子的时候，孩子拼命挣扎；为了唤起他对过去的回忆，父亲对着他唱起幼时教过的陕西歌谣，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对于香港来说，举办几次晚会，朗诵几首诗歌，多买几罐奶粉和几部iPhone，就够让它爱上后来这个陌生的祖国吗？
导演告诉我们的是，血缘对于父母来说是重要的，对于孩子来说，却并非如此。
电影中的父母，就算孩子不能完全忘却养母，也不勉强，同时细心体贴地对待他，照顾他的情绪，为了他还想把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也接来收养。对的，这是“人性”。反观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我们是否可以说，太没有“人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