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在榻上阅读
薄一波到了山西以后，表面上为阎锡山服务，其实所有行为都是为中共考虑。他打着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旗号，其实就是为中共夺取阎锡山的地盘，并且建立自己的军队，自然这期间还让阎锡山出钱出物，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合法身份。
此时薄一波也好，刘少奇也好，不过是前台指挥人物，背后的大老板自然是毛泽东。
其实毛泽东的手段，远比阎锡山要高超，这点已经被无数次证实了。
阎锡山并非不明白毛泽东的手段，他的情况险恶，也没有别的办法。
日军想要他的地盘和军队，还要他的命，蒋介石好一点，但也要他的地盘和军队。
上面两个都是有力量掀翻阎锡山的，不能和他们合作。
阎锡山只能同实力较弱，看起来无法掀翻他的中共合作。
阎锡山曾经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阎锡山和中共合作的产物为两个，一个是著名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一个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也称为山西新军。
首先这个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其实是阎锡山政府一个行政机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政府。
阎锡山本意是利用这个牺盟会在敌后和自己控制区发动群众，建立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加大对地方的控制。可惜这个牺牲救国同盟会很快被架空，薄一波主持这个会议后，安排大量中共地下党员加入，将其完全掌握在手中。
薄一波用类似现在公务员招考的作弊手段插入中共人员。这些中共党员以普通人身份要求加入牺盟会，这在当时是需要面试的。面试负责人自然是薄一波，他事前早已经知道这些人的身份，这些人也是他安排过来面试的。结果面试时候，薄一波故意问一下事先准备好的问题，让这些人顺利通过，同时也躲过阎锡山官员的监视，这样也是掩人耳目。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在1937年3月抗战没有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20万人规模。
由于打着阎锡山的旗号，又有爱国抗日的思想宣传，加上这个会在山西是完全合法的，军统中统明知有问题，也无法对付他们，所以牺盟会发展极为迅速。
抗战开始以后，由于日军入侵加剧，牺盟会发展更为迅速。到了1939年夏，牺盟会员发展到300万人规模，山西七个行政区中的五个及其所属县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山西105个县中已经有70个县长为牺盟特派员（就是中共党员）担任。
以牺盟会太原市委为例，牺盟会太原市委成立于1937年春，下辖5个区。此外，还建立了牺盟会兵工厂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这些工作委员会受市委直接领导。通过特派员（中共党员）的工作，建立了各县牺盟会，并建立区、村各级牺盟组织。
共产党把权力全拿走了，这下阎锡山亏大了。
中共就打着山西政府的名义，公然在山西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由此畅通无阻，所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其实就是八路军的一块招牌而已。
为什么要打着这个招牌，主要当时名义上国共合作，八路军不便于公然在友军地盘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军队，所以需要这块牌子。
这是避免政治上和舆论上受到麻烦的权宜之策，迷惑老百姓和舆论而已。
实际，八路军毫不费力的抢走了阎锡山的地盘。
对此，晋绥军内部军人文官大多看的一清二楚，上下都极为反对。
这些人中，以晋绥军重臣19军军长王靖国为首，他们不断向阎锡山告状请愿。一次，王靖国干脆带领80多名高级将领，齐刷刷跪在阎锡山面前哀求：薄一波是共产党，他身边也全是共产党，你让薄一波这些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们这些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也向阎锡山施加压力，说阎用的都是共产党。各县的地主豪绅也纷纷给阎锡山发电报、写信，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的人，不能用。
对此阎锡山一清二楚，但他当时还认为完全可以控制住局面，尤其对薄一波比较信任。
他把王靖国等训斥了一通：你们懂得个啥。现在我们还能拉上共产党，利用他们帮我们建立敌后政权扩大军队，将来想拉都拉不上了。你们知道什么？蒋介石周围不也有共产党吗，不是什么国共合作了吗？不是通过这手从苏联获得武器了吗？他能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这样一来，王靖国他们只好忍气吞声。
有了阎锡山这堵挡风的墙，薄一波他们便可以更加大胆地干，不过这要表面上按照阎锡山的意图，用薄一波的话说，就是戴阎记帽子，讲山西话，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其次，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很快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也就是山西新军。
新军实行八路军的政委制，即政委是最高领导人和决策人，没有政委签署，一切军政大事不得实行，至于政委是什么人担任，大家都应该知道。
除此以外，新军先后接受了八路军500多名干部，并且所有排长以上军官全部都要去八路军处受训。
所谓山西新军，其实就是晋绥军。在当年的老百姓根本分不清什么新军旧军，很多人抱着抗日目的加入晋绥军，却投到了共产党的部队里面。
有一个故事，说的就是山西一个家庭遭受日寇屠杀，父母和爷爷等四五人被杀害，家里幸存的还没成年的两兄弟发誓要给亲人报仇，决定去参军。
由于没有旅费，哥哥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让弟弟先去，自己筹好了钱就来。两人一前一后投奔了山西的晋绥军，去的还是同一个县城。结果弟弟去的时候是薄一波的山西晋绥军新军，是共产党的部队。而哥哥到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阎锡山控制，结果他投的也是晋绥军，但是真正的晋绥军，是国军阎锡山的部队。
兄弟两个由此失散，各自在军队里面打鬼子，经过5年九死一生的激战，两人都当上了团长，并且等到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很快发生，兄弟俩在一次战斗中的谈判时意外见面，却发现成为了敌人。
最终的结果是弟弟所在的解放军打胜了，成为建国功臣，得到少将军衔。哥哥则带着败军跟随国军去了台湾。20年之后，海峡那边的哥哥却得到了弟弟在文革中自杀的消息，原因是因为他这个哥哥在台湾，弟弟由此被怀疑为台湾特务，几次批斗后无法忍受，自杀身亡。哥哥在金门岛上遥望大陆的厦门，痛哭流涕。
貌似与《亮剑》的情节有些类似，也不知道是谁仿效谁的。
山西新军一样是被中共控制的，晋绥军军官基本都被挤了出去，后来干脆直接派八路军军官加入部队，并且由八路军对新军进行整训。
其实也就是打着晋绥军的名义发展自己的力量，所谓借壳下蛋，自然，阎锡山提供给了山西新军大量武器装备，其中一次就给了5000多支步枪和大量弹药（弹药总数有几百万发之多）。
到了1939年上半年，山西新军已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1个工兵旅，1个暂编师，3个政治保卫旅，共达50个团约7万多人，番号上占阎锡山整个晋绥军150个团的三分之一，但实际兵力却占二分之一，因为阎锡山的部队大部分都是不满员的，有的缺额高达二分之一。
如果加上新军控制的地方武装，兵力接近10万人，无论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超过了阎锡山的晋绥军。自然，决死纵队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共控制。
阎锡山想利用别人，反而被别人利用了。
到了1939年以后，八路军，晋绥军，中央军，日军同时占领山西一部。其中中央军还算好，没有同阎锡山出现大规模摩擦。而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八路军的冲突逐渐开始了。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一山不容二虎，本来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日军占领山西大部以后，其实阎锡山的地方政权大部分并没有跨，当地也有大量部队，包括游击队。
比如日军控制的晋北，有阎锡山两个军和不少地方部队驻扎，很多县城还控制在阎锡山手中。
但八路军和打着晋绥军旗号的山西新军控制了山西大部分地盘，将阎锡山的势力排挤了出去，老阎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理。
其实阎锡山当时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而第十八集团军不过是他麾下的一个集团军而已，可惜不但阎锡山控制不住八路军，就连蒋介石也不可能控制住。事实上武汉会战以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就基本没有再听从过国民政府的命令。
武汉会战以后，中央军由于巨大的消耗，加上作战中心转向南方，在山西的力量也没有增强，反而有所减弱。阎锡山就更别说了，由于他是日军主要攻击方向，力量日益消耗，倒是八路军日益壮大起来。
阎锡山愤愤的说道：武汉失守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指山西绥远境内的晋绥军和中央军），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现在，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
当时山西的情况大概是这样，阎锡山的主力部队在晋西南驻扎，主要是王靖国19军和陈长捷的61军，这两个军兵员充足，武器装备也较好，是晋绥军仅剩的主力部队。
而晋北地区则还有赵承绶的骑兵军，和另一个残缺不全的郭宗汾步兵军，兵力和战斗力远远低于此处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
1939年开始着手对付山西的中共力量。当时他尚且不敢同八路军正式翻脸，但在阎锡山看来，既然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名义上都是他的部下，处理他们没有任何舆论上的问题。
反而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如果抵抗，则不会得到任何舆论支持。话虽如此，阎锡山还是不敢公然武力进攻。
他开始试图用和平手段夺取新军控制权。
1939年初，阎锡山开始允许国民政府的党部进入山西（之前是坚决不允许的），在山西地方建立各级党部，以削弱牺盟会的力量。
3月到4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将山西划分为4个行政主任公署，由晋绥军四大将领杨澄源，赵承绶，孙楚，陈长捷，统一管理军政。其实就是试图限制牺盟会的权力，收编山西新军。
阎锡山还语重心长的劝告薄一波等人不要跟共产党一条心，只要跟着自己走，将来一定保证他成为晋绥军头面人物，功名利禄都不成问题。
但这自然没取到任何效果，反而让薄一波等人有了准备，比如决死一纵队将仍在部队的听命阎锡山的100多军官全部调走，保证部队军官都是中共的人。
而7，8月阎锡山命令山西新军重新整编，一部加入晋绥军，另外山西新军每个旅安插进听命于阎锡山的晋绥军军官。自然，中共不可能任由阎锡山拉走他的部队，此举完全失败。
由于发现阎锡山有吞并山西新军，瓦解牺盟会的企图，八路军也开始应对措施。
鉴于晋西北的山西新军力量薄弱，7月，毛泽东命令彭绍辉的358旅5个团立即从河北中部返回山西，开赴晋西北支持山西新军。
可惜，这次是阎锡山快了一步。
1939年12月，留守陕北的八路军同陕北的国军胡宗南部发生激烈交火，这也是国共第一次大规模交火。这次交火谁是谁非就不说了，但抗战仅仅开始2年，国共已经公开作战了，这个国共合作可真够呛。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12月发动了国军著名的冬季攻势，大面积反攻日军，一度打得日军找不到北。
阎锡山此时也在进行反击，收复一些失地。但显然名义上他麾下的山西新军并不听从他调遣，比如晋西北的决死二纵队应该在12月5日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路实行破击。
决死二纵队指挥官认为自己力量薄弱却去强攻日军，必然会损失巨大，损耗革命的本钱。所以决死二纵队按兵不动，对此阎锡山自然是预料当中的。
他也由此下定了要一定要扫平共产党控制的山西部队的念头。
很快，阎锡山借口决死二纵队不听号令发生叛变，全面发动12月攻势，试图将这支打着他旗号的所谓晋绥军新军完全收归自己控制。
阎锡山的部队集中几个军分别进攻晋西南，晋西北。中共控制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自然不甘示弱，他们配合起来同晋绥军激战。
全国国军都在进攻日军的时候，山西的国共却在内斗，这是山西战场上第一次国共大战，但中央军并没有参与。
阎锡山的部队在晋西南获得大胜，在晋绥军61军悍将陈长捷，19军王靖国的率领下，将此处的决死队二纵队，四纵队和八路军第115师晋西陈士榘独立支队团团包围。
新增援而来的120师彭绍辉358旅尚且不是晋绥军几个军的对手，被迫放弃晋西南突围，蒲县，中阳，孝义，洪洞，永和，石楼，赵城等县都被晋绥军控制。
该地区完全被阎锡山控制，但此处的山西新军大部分被八路军拉走了。
晋绥军进攻晋西北却没有成功，在晋绥军包围晋西北的山西新军以后，贺龙120师迅速全部赶回晋西北。
由于此处有不下10几万的八路军部队，阎锡山仅有一个骑兵军和一个残缺不全的步兵军，实力远远弱于八路军。
在晋西北的太南和太岳区的八路军主动出击，将赵承绶和郭宗汾的两个军打退入临县地区，晋西北基本被八路军控制。
但此时八路军认为需要将他们从晋西北彻底赶走，随即集中大部队发动总攻击。
赵承绶的骑兵军本来就无法和步兵军正面作战，他自知不敌，乘八路军包围圈没有形成之际，迅速带领骑兵部队突围，放弃了临县。郭宗汾的步兵也紧随其后突围出去。
晋西北由此不存在晋绥军正规军，八路军随即横扫晋西北，将晋绥军地方部队杨集贤，侯光远等部全歼，并且摧毁了所有晋绥军的地方政权，公安局等，连中央军建立的国民党党部也全部摧毁了。
除此以外，他们甚至对晋西北境内其他国军进行攻击，驻扎在河曲，保德的马占山东北挺进军，陕军高双城86师见势不好，赶忙退回黄河以西的陕西省。
由此中共的陕甘宁和晋西北连成一片。
这个著名的晋西事变中，阎锡山虽然占领了晋西南吕梁山区的地盘，却没有控制住山西新军。新军中只有决死三纵队四个团，二纵队有小部分倒向阎锡山，其他新军33个团均离开了阎锡山，随后直接加入八路军，完全去除了之前的伪装。
随后，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八路军也向晋东南渗透，阎锡山力不能及，被迫向中央军求援。中央军胡宗南率部进入晋东南中条山，控制了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大部地区。
由此晋绥军基本退出了晋东南，全军退守晋西南。
这样山西四股力量，日军控制山西省中部一连串盆地，尤其控制同蒲铁路和正太公路，晋绥军控制晋西南吕梁山区，中央军控制晋东南中条山脉，八路军则控制晋西北太行山地区。
阎锡山的地盘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在荒凉偏僻的吕梁山区奄奄一息，不足以和国民政府对抗了。
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几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城小县。
晋西事变以后，中央军大量开入山西，最后规模达到近20万人，阎锡山大感危险，迅速调转口径继续同中共合作。
中共也深感中央军威胁，低调处理晋西事变，随后同阎锡山合作。
山西全省新军公开发表下列口号：
1、拥阎抗日（可笑）；
2、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3、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
4、枪口对外，停止内争。
对于阎锡山在抗战初期试图利用中共，反而被中共利用，导致山西大部被中共控制一事，国民政府一直耿耿于怀。
直到阎锡山去世之后，台北《民族晚报》还在其去世后六七天专门发表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指责阎锡山，其中称：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
之后阎锡山开始全力自保，他的大将61军军长陈长捷拒绝收缴他们控制区中央军的枪支，被阎锡山解职。
在日军最后一次集中13万大军猛攻中条山的中央军时，阎锡山虽然接到蒋介石的救援命令，但始终按兵不动，八路军也没有任何支援，最终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殉国了好几个高级军官。
眼见实力越来越弱，阎锡山认为不能再和日军硬拼，试图和日军谈判，看看能否捞一些好处。
从1940年春到1945年秋的六年中，仅有据可查的阎、日会谈就有六次，由阎锡山亲自参与的有三次。
虽然谈判很多，其实大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一些还让阎锡山占了便宜。
比如第一次1940年11月白壁关会谈，双方协议：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让阎军进驻。日军为了争取阎锡山，于1941年6月撤退出孝义县。
第二次1941年8月汾阳协定，双方表面上达成很多协定，但阎锡山基本都没有履行，反而从日本处骗取了伪联币二十五万元、法币七十五万元及布匹等。
第三次1942年5月安平会议，日本要求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但阎锡山要求日军先提供协定中许诺的大量军火。日本认为阎锡山诚意不足，不愿意提供武器，双方谈判破裂。
第四次1943年春太原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协议，双方协定很多，但阎锡山预计日军战败是时间问题，并没有履行。
第五次1945年6月下旬瑶圃会谈，当时日军败局已定，阎锡山主要想抢先接受山西的日军投降，以获得大量武器和地盘。日军则提出华北政权可以全部交给阎锡山管理，阎锡山怕这样执行会被当作汉奸，断然拒绝了。
最后一次，1945年8月初司马村会谈，阎锡山再次提出关于受降问题，当时日本马上就要投降，日军同意将太原交给阎锡山，并且向其缴械投降，以避免被八路军缴械，双方达成协定。最终日本履行了协定，甚至有多达5000名日军加入晋绥军服役。但这在当时并非什么特例，八路军中也有大量日军。林彪的东北军中，日军数量很多，大部分技术工作都控制在日军手中。解放军空军最初的训练教官，就是被俘的日军飞行教官。
可惜这些日军自从投降开始已经士气低落，平时想尽一切办法早日回国，所以战斗力低下，没起到什么作用。
由此可见，阎锡山和日本谈判不过是互相利用，老阎试图占点便宜而已。但阎保住了底线，也就是绝对不同日军正面合作，因此最后也没有倒霉。
总之，华北地区除了惊天动地的徐州会战以外，随着阎锡山和宋哲元的完蛋，大规模战事已经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