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爆发以后，近卫发表声明说：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
之后日本国内二二六兵变之前，他公然支持军方，说道：政党、议会都起不了作用，军人发怒是难免的，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须打倒议会主义。
由此，日本军方把近卫当作同路人，他自然也得到军方的支持。
这样一来，几乎众望所归，随着林铣十郎内阁上台仅仅4个月就因为各方面的反对垮台以后，近卫文麿上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近卫文麿上台以后立即表示支持军方的主张，他说属于“非持有国”（指资源）的日军必须确保我民族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行“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行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资源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要劳动力的自由。”
结果没想到短短1个多月后，七七卢沟桥打响。近卫文麿内阁立足未稳，其实并不想立即跟中国开战。无奈内阁根本无法控制军方，只好眼睁睁的看着日军全面出兵。
此时的近卫文麿自知不可能阻挡军部的行动，干脆转为支持军方，并且召集内阁和其他政治力量，要求他们全力支持军方。
军方对近卫很满意，但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对近卫不满，认为他恐怕会再次成为军方的傀儡首相。
鉴于此，近卫文麿只能继续倒向军方，以保证内阁的稳定。为此，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后来被日本历史学家大肆攻击，认为是他不阻止军方的行为还推波助澜，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 日本试图外交手段停战
在中日淞沪会战打响以后，近卫文麿不顾国内其他的质疑声，同意军方出兵30万进攻上海，并且狂妄的宣称：中国轻辱帝国太甚，帝国此举为膺惩暴戾的中国（注意，他用的是惩罚，并不是战争，是一种轻蔑的语气）。
其实此时的近卫文麿并没有太多权力，大部分的权利控制在军方手中，而内阁内部对近卫文麿出兵上海有很大不满，认为他没有保护其他政治力量的利益，被军部牵着鼻子走。
由此近卫文麿狼狈不堪，左右为难，他曾对秘书原田熊雄抱怨：陆军大臣杉山元靠不住，军方并不听从他的反对意见，而只是接受他的赞同意见。
有时他向天皇自嘲说：我这样的人完全像时装模特儿，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却被牵着鼻子走，这实在叫人为难，真对不起。
虽然近卫文麿如此坚持要求打下去，但日本军方高层却突然转了向，这源自于他们对持久战的评估。
他们派到上海的军事观察员目睹中日两军尸山血海的惨烈激战，吓得屁滚尿流逃回日本汇报，认为战争远比他们想象的激烈。
而作为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日军大将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人也对中日战争持久战不看好。他们认为此次国军作战勇敢，抵抗顽强，在上海巷战中往往打到最后一个人，绝对不比当年的俄军要差。
因此，军方上上下下，几乎都开始试图用外交手段解决此次事变，不主张继续打下去。
早在淞沪会战中期，胜负还没有定论的时候。10月1日，日本近卫内阁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外交与军事配合，在军事取得成果时尽快结束战争。
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von Dirksen﹚，请求德国出面斡旋。
日本参谋本部也于此时电令其驻柏林陆军武官大岛浩试探德国调停的可能性。
显然谈判是日本国内各派都支持的，具体如何停战，日军内部又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派。
一派认为日军目前已经伤亡20万人，并不比日俄战争伤亡要小，如果不借机敲中国的竹杠，就亏大了。
所以这一派主张以强硬外交政策压制中国屈服，至少保证日本目前军事占领的既得利益，也就是至少保证目前日军占领的华北，华东地区的利益。
其实日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见好就收这回事。
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夺取了中国台湾，又占领了清朝藩属朝鲜，就这样天皇还为被迫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耿耿于怀（其实日本又借机敲诈了3000万两银子的所谓赎辽费），一直视为最大耻辱。
之后在庚子事变中参加八国联军，又捞到了在河北省的驻兵权和大量庚子赔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击败在青岛的德国小股部队，夺取了中国青岛和太平洋几个岛屿。
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俄国，夺取了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权。
918事件，日本击败张学良，夺取了东北地区全境。
长城会战，日本击败张学良和增援的其他国军，占领了热河省和河北省北部控制权。
128事件，日本占领上海，获得在上海的特权。
所以，日本胃口很大，也极为贪婪，历史上也没有吐出嘴里肥肉的先例。
从这点出发，日本必须要求占领中国的内蒙古地区，华北和华东日本控制区设置所谓非武装区，这两个地区建立亲日政府，同时向中国要大量赔偿和特权。
这样，也就完全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就领土面积来说，比当年英国人要求割让小岛香港更为过分。
不过，这也最大程度满足日本的利益，至少日本20万人没有白白伤亡。
另一派则比较理性，主张对中国做出一些让步，不要要求的太狠。
道理很简单，因为目前中国并没有战败，只是局部受挫而已，继续打下去不过是中日两败俱伤，中国说不定还会拖垮日本。
所以这一派主张不要对中国要求的太高，尽量做一点让步，以实现中日的停火，能捞一点是一点。
显然，后一派在军国主义思想浓重的日本，自然无法占到上风。当时日本军方高层都是狂热的侵华派，也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想法。
日本此时还是很嚣张的，他的军部和政府对己方实力都有很高的估计，对中国的抵抗能力则大大低于实际的评估，这也就军国主义分子和独裁者的一大特点。
由此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些趾高气扬的条件。
当时世界各国中，苏联最希望看到中日开战，因为这样就把日本祸水引向中国一方了，以日本的国力军力，绝对无法在中日战争没有停止之前入侵苏联国土。
而英法美希望中日停战，以保护自己在东亚的利益。但他们私下却认为如果中日陷入持久战，而中国能够坚持数年作战，对英法美还是有利的。
因为这样一来，日军也无力立即南下入侵他们的殖民地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就算日本这样强行做了，毕竟有高达100多万的部队陷入中国战场，日军陆军战斗力削弱一半以上，剩余部队并不是英法美的对手，假以时日不难将其消灭。
而最热心中日停战的，就是纳粹德国了。
纳粹德国自从一次世界大战失利以后，丢掉了全世界所有殖民地，连东亚的青岛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也丢了，所以他不存在像英美法一样顾虑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地（因为他在亚洲根本没有殖民地），而希望中日激战。
同时，德国和日本中国在陆地上有1万多公里的距离，和两国开战的可能性也基本是0，不会像苏联那样畏惧日本中国的大规模入侵，也不会畏惧日本中国的崛起。
德国在欧洲最大的敌人就是苏联，所以他期望在最终进攻苏联的时候，在苏联的东部边境能有一个国家牵制苏联军队。因为德国人很明白，苏联是个超大的国家，国土东西距离1万公里，极难征服。
这么远的距离，不要说一路击败500万苏军杀过去，就是苏军没有抵抗，光是这样1万公里的距离，以德国步兵的行进速度也得走上大半年时间。
当时德国陆军估计，德军最远只能打到伏尔加河一线，然后用空军炸毁苏联乌拉尔工业区，迫使苏军投降。
这样，虽然德军占领苏联的欧洲部分，但这其实仅仅占领了苏联整个领土面积的五分之一而已。
且不谈战争能否如德国所愿，轻松打到伏尔加河一线，并且全歼苏军现役部队。
就算能够顺利实现战前目标，苏联是否就会投降也是很难说的，因为他们毕竟还控制着面积极为广阔的西伯利亚，外蒙古和远东地区。当时白军将领高尔察克等人，就是在西伯利亚建立了政权。这个不得民心的政权，仍然同苏联红军对抗了很久。
如果苏联不愿意投降，并且以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顽强，德军也就必将陷入持久战，这是资源匮乏的德国最不愿看到的。
所以，如果在德军入侵苏联的时候，在苏联的远东地区能有国家同时出兵进攻，对德军是有极大帮助的。苏联被迫陷入长达上万公里的可怕的两线作战，十有八九会被击溃投降。当年一战中的德国，就是被两线夹击后崩溃的。
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个国家不对苏联进攻，只要在国境线布置几十万大军，也足以让苏军抽调几十万大军对付，这将大大分散苏联和德军作战的能力。
德国当时在远东物色的两个国家，自然就是中国和日本，其他亚洲国家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日本陆军自明治维新以来，以苏联作为唯一的敌人。在日本看来，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大面积土地和大量资源是日本未来百年发展的最好基地。
为了这个目标，日本和沙俄首先进行了日俄战争，此战沙俄战败，丢掉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控制权。随后，日本又发动918事变，占领了整个东北，苏联又丢掉了东北北部的控制权。
军队的训练教育以苏联为假想敌，军队武器装备也完全以西伯利亚高寒地区为设计基础，日军坦克使用耐寒的柴油发动机，步枪火炮设计都考虑高寒地区使用。
而日军编组的关东军力量比日本国内军队还要强的多，也是最精锐的部队，换句话说，关东军也就是对付苏联的。
另外一个国家，自然就是中国。中国和苏联有着刻骨仇恨，苏联人是中国有史以来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他先后占领了中国外兴安岭地区180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又夺走了中国的外蒙古地区1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两者相加，苏联人占领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几乎相当于中国现有面积的三分之一。
苏联之前支持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全国，却又煽动中共在北伐期间自立为王，借机夺权。由此，中苏两国彻底翻脸，蒋介石和汪精卫都将所有苏联势力清除出中国，并且处死了很多中共党员。
由此极为仇视苏联的希特勒对中国的所作所为非常满意，从1933年上台开始就大力同中国合作。
所以，站在德国的角度，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日两国的火拼，因为这会严重影响他们对苏联的牵制作用。
德国政府自从抗战开始就致力于中日的停战，遗憾的是骄狂的日本却并不怎么买账。
◇ 陶德曼调停
直到淞沪会战陷入僵局以后，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才向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准备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希望德国或者意大利作为中间人。
10月29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面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传达了日本方面的意思。
当时中国的情况并不好，北战场集中58万大军的太原会战，以及南战场集中65万大军的淞沪会战中，日军都开始明显占据上风，看来这两个会战中国都将失败。
此时国军已经伤亡高达40万之众，更不利的是，积存多年的武器弹药，粮食补给已经消耗了一半，需要大量的补充。
但国内薄弱的军工体系现在都处于搬迁中，无力供应。而国外英法美德受日本制约，不可能再像战前一样大规模军售，只有苏联愿意帮忙，却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获得战场上实现不了的胜利，对中国是极为有利的。
退一万步说，就算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迷惑日本，让日军停止一段时间的进攻，对处于逆境中的中国也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中国也开始了同日本的接触。
可惜，当时的日本非常骄狂，他们的军方蛮横，政府甚至比军方还蛮横。
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应该提出较为缓和的条件，让中国接受，以避免中日进入持久战。这种很明智的观点，却被日本政府近卫内阁斥为失败主义者，懦夫们的言论。
日本政府认为此时绝对不能给出较为缓和的条件，而是应该以强硬态度迫使中国方面屈服。所以条件也非常严苛，以消除中国方面的抗日意志。
经过日本政府再三商讨，最终在1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将所谓的停战要求交给德国大使狄克逊。
狄克逊摊开文件一看，大大吃了一惊。
文件主要包括七条内容，其中前几条就已经非常触目惊心。
1.内蒙古自治，建立一个与外蒙古相似的自治政府（日本吃掉中国内蒙古地区）
2.扩大华北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管理和维持，华北行政长官必须是亲日人物（日本势力深入华北五省）
3.扩大上海非军事区（日本势力渗透入上海和江苏境内）
4.中国停止反日政策（迫使中国政府向日本屈服）
不过日本政府出于各种考虑，没有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因为这也是中国外交底线，就连国联也是不支持的。
狄克逊将日本的要求回报给希特勒，并且做出自己的判断：日本的要求太高，形同要求中国投降，中国方面基本不可能接受。
希特勒对此不置可否，只是要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尽一切可能促使中日停战。
于是难题就送到陶德曼大使的面前。
陶德曼博士全名为奥斯卡•保罗•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1877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小城市。
陶德曼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德国外交部工作，到1935年担任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的时候，已经从事了整整30年外交工作，是德国外交界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他曾经先后担任德国驻沙俄，驻日本等国外交官，在东亚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对中国也比较了解。
此时的陶德曼拿起德国外交部张牛赖特发给他的日本要求一看，就立即认为中华民国绝不会同意日本的要求。
虽然当时陶德曼刚刚担任驻华大使一职2年，却对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本人有所了解。
他认为蒋介石虽然表面上被国内自称的反日派攻击为妥协派，其实蒋是最顽固的抗日派，以中华民国的外交立场和蒋介石本人的态度来说，都绝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条件。
陶德曼试图让德国外交部促使日本降低条件，但牛赖特男爵表示德国无能为力。
陶德曼没有办法，灰心丧气的在11月5日面见中国国防参议会主席汪精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传达日本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