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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未来之国”成长中的烦恼

当球衣胸口自豪地印有五颗星的巴西足球队在7月10日的世界杯半决赛中历史性地惨败给德国队以后,许多观察人士都开始担心巴西国内也许会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甚至引发一场类似于“阿拉伯之春”的连锁革命。这可能是因为巴西人对足球失去理性的狂热,但更多地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前景的强烈不满。

很难想象,在一个如此热爱足球的国度,直到6月12日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前几小时,揭幕战主办城市圣保罗的警察们仍然在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世界杯的示威者。身临球场的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自始至终几乎是低着头看完巴西队对克罗地亚队的首场比赛,每当她的面孔和身影出现在电视转播大屏幕上时(一共有4次),场内都会响起如潮的嘘声,一些观众还高唱起谩骂她的歌声,以至于受邀前来观看开幕式的许多拉美国家领导人交头接耳地打听球迷们究竟在骂些什么?这些母语是西班牙语的嘉宾们多少都能听懂一些葡萄牙语单词,这让巴西官员们分外难堪。为此,罗塞夫在第二天特地发表声明,称自己绝不会在言语暴力面前退缩。她回击那些辱骂自己的人不配做巴西人,“巴西人是一个文明的、慷慨的、教养良好的民族。”

唯一让罗塞夫和巴西政府庆幸的是,世界杯开幕式的前一天晚上,圣保罗地铁工人总算否决了原定于开幕日再度罢工的决议,避免了让开幕式乱成一锅粥。他们此前已连续罢工5天,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但就在开幕式当天,里约热内卢的机场工人还在罢工,年轻的黑客则在攻击政府网站……

随着巴西队在揭幕战中有惊无险地以3:1击败对手,狂喜的巴西民众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将最近一年来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的阴霾一扫而空。

但这只是暂时的。

这些天以来,想必罗塞夫和以她的劳工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正在焦虑地注视着比赛的进程,祈祷上帝不仅让巴西队夺冠,同时还要避免任何负面的不测事件发生,因为这很可能对今年秋天的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选举将于10月5日举行)造成关键性影响。

愤怒的足球

巴西人的怒火已燃烧了一年多,这场大规模的持续抗议一开始并非针对他们热爱的足球,也没有针对罗塞夫总统本人。但世界杯筹备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乱象放大了抗议的面,升级了抗议的能量,进而使得这项全世界最受喜爱的赛事变成一个烫手山芋。

始于2013年6月6日的抗议活动,最初是圣保罗的学生发起的,抗议的对象是该市公共汽车票价小幅上调0.2雷亚尔(Real,巴西货币名称,目前1雷亚尔差不多相于0.5美元),大多数圣保罗人都认为不该涨价。但一周后,圣保罗州政府缺乏训练的军警野蛮粗鲁的“执法”让这场本来规模不大且大致上还算和平的示威活动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骚乱;两周以后,骚乱席卷全国,超过100万巴西人走上100多个城市街头,其诉求也变得日益广泛和多元:抗议者要求政府抑制通货膨胀、惩治贪污腐败、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这些都直指巴西民众近年来强烈不满的领域。

这场抗议并不像军政府时代的反抗运动那样带有针对特定目标的仇恨色彩,它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不耐烦情绪:乐观悠闲的巴西人已经受够了上述种种烦恼,尤其是通货膨胀——它像可怕的瘟疫一样卷土重来,有可能使不久前刚刚脱贫的千百万个巴西家庭重新坠入贫困。实际上,因为受政府控制,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公共汽车票价已经30个月没有涨价了,即便上调0.2雷亚尔,也远远赶不上这两年半里的通胀幅度。它只是一个发泄口。虽然涨价计划很快被冻结,但一场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的蔓延已无法阻止。

起初,罗塞夫总统——她和她的前任及导师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都是靠领导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活动起家的左翼政治家——试图表现得与抗议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她临时取消了出访日本的预定计划,发表公开演说表达对抗议行动的共鸣,甚至号召执政的劳工党党员一同上街声援示威者。罗塞夫称,自己正是那个能够促成变革的人。她的政府会倾听民众的呼声,通过系列改革来纠正抗议者抨击的那些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为了平息抗议者的不满,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补贴燃油价格,降低电力、汽车和家电税率等等。罗塞夫还提议,举行推动政治改革的修宪公投。

但这些举措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抗议者很快就将矛头指向她。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左翼政府执政已经执政10年,现在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但他们对此深感无望。

很自然地,抗议者渐渐将越来越大的气撒在即将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上——几年前巴西曾因获得它的主办权而举国欢腾。

政府和支持者声称,世界杯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也是向世界展示巴西形象的最好渠道。他们还认为,因承办世界杯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投资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巴西从基础设施到教育卫生等软硬件各方面公共服务的水准。

然而,抗议者们正确地指出,巴西政府已经在世界杯上花费了137 亿美元,整体投资也已经超过了165 亿美元,占年度财政收入的9%,仅比年度教育预算的190 亿少一点点。这是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届世界杯,投资额是上一届南非世界杯的3倍,在绝大部分项目都大大超出预算的情况下,它们中的许多都没有如期完成,其中一大半甚至胎死腹中。如果说今天的巴西与1950年首次举办世界杯时已完全不同的话,巴西人会告诉你,有些事即便过了64年依然没有改变——和当初一样,球迷们急切期盼比赛的心情只换来了当局者无力按时按预算完成球场建设。

不仅如此,国际奥委会一位负责人近日在考察了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建设情况后公开批评说,这是他经历过的“最差”的一次奥运筹备——一些场馆的建设还没有开始,基础设施严重拖延,当地的水质也令人担心。

最令巴西普通老百姓气愤的时,当初申办时政府曾承诺,修建或翻新体育场馆“不会动用一分钱的公共资金”。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的场馆投资都是花的纳税人的钱,总成本中也有超过85%来自公共资金。当然,这其中的腐败现象无处不在。

巴西政府原先预计,世界杯会吸引60万外国游客,旅游收入有望达到30亿美元,可为巴西经济成长贡献0.5个百分点,并提供数千个就业岗位。但越来越多悲观的分析认为,相对这项大型赛事的巨额成本和它留下的有可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消化的后遗症相比,这些短期利益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他们举出历史上许多奥运会和世界杯的例子断言:为筹办世界杯而花费的巨额开支将加速巴西政府的财政失衡,而游客的涌入又将进一步推升巴西本已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这是本轮抗议浪潮的由头)。此外,上一届南非世界杯留下了一大批空空荡荡的荒废球场——建造和返修它们的那些钱原本应该花在为穷人提供房屋和卫生设施上,同样的事正发生在巴西身上。

还有球迷敏锐地指出,政府“用国库的钱买选票”的行为表现在许多方面。原定举办开幕式的体育场是圣保罗俱乐部的莫隆比球场。2010年,当时的卢拉政府突然以交通不便为借口,将开幕式球场该在科林蒂安斯球场,结果当然是大笔资金投向这个球场。有人指责身为科林蒂安斯球迷的卢拉假公济私,实际上,卢拉和罗塞夫要的是科林蒂安斯球迷的选票——在巴西,科林蒂安斯足球俱乐部素以球迷人数众多著称,且大多来自中下层阶级,正是左翼政党的票仓。

调查机构Datafolha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到距离世界杯开幕仅剩2个月的今年4月初,支持主办这项赛事的巴西人比例第一次跌到半数以下,仅为48%,而反对者的比例则上升为41%。调查还表明,55%的受访者认为主办世界杯弊大于利,只有36%的受访者认为利大于弊。

事实上,早在2011年马拉卡纳体育场改建时,2300名建筑工人便吹响了罢工抗议的号角。此后,巴西国内对世界杯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罢工不下百次。2013年联合会杯赛期间,数十万巴西人走上街头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幅标语上醒目地写道:“第一世界的足球场,第三世界的学校和医院!”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抗议,罗塞夫的支持率一度跌落至30%以下。

在许多政治观察家看来,本轮抗议活动代表了这个国家正在迅速膨胀的中产阶级的崭新“觉醒”。毕竟,过去10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巴西人摆脱贫困,跻身中产之列。现在,他们要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利。与此同时,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大规模普及则为抗议活动提供了比过去更为高效的组织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时,多年以来,劳工党政府一直自豪地自我标榜:是自己以让数百万原本贫穷的巴西人用上了移动电话和互联网。

“上帝是巴西人”

在自豪地谈论自己的祖国时,巴西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上帝是巴西人”。一旦你了解到了上天赐予巴西的那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后,你会觉得这的确并非巴西人自我吹嘘的大话。

作为南美洲和南半球的第一大国,巴西拥有近2亿人口,850多万平方公里,比美国本土还要大。辽阔的国土面积和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的优越自然条件使得巴西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各种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目前,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大豆、蔗糖和烟草出口国,它也是玉米、咖啡、可可、木材、水果以及铁矿石等的主要出口国。

除了这些自然条件之外,上帝还赋予了巴西乐观热情、种族多元的人民。但与世界上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不同,巴西国内没有什么民族或宗教矛盾。在对外关系方面,巴西与自己的10个拉美邻国之间已有将近150 年未发生过武力冲突,几乎不存在任何历史积怨和领土纠纷。巴西参加的上一次战争还要追溯到1942年,那时纳粹德国的潜艇曾出现在巴西沿海。

今天的巴西放弃了核武器,并通过南方共同市场与南美国家联盟这两个组织参与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一体化。作为构成“金砖国家”(BRICS)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在西方世界眼里,巴西不像中国那么令人生畏,不像俄罗斯那么令人讨厌,也不像印度那么令人失望……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巴西的无穷潜力。70多年前犹太裔奥地利大文豪茨威格(Stefan Zweig)流亡巴西时,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书,书名就叫《巴西:未来之国》。茨威格像赞美自己的恋人一样赞美这个国家。的确,彼时的欧洲文明正沉沦于二战的烽烟中,而巴西身处的拉美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

然而,过去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来,充满潜力的巴西却一直是一个怎么也长不大的“永远的未来之国”,似乎永远也无法将自己巨大潜力转化为真正的成功。就连许多巴西人自己也对那句据说是法国前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说的话深信不疑:巴西不是一个靠谱的国家。

20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广受赞誉的随笔《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曾写道:

是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有时超过一千人,我才完全理解到热带美洲(在某种程度是整个美洲大陆)由于完全无人居住或相当程度的人口稀少所享受到的历史特权。自由(freedom)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发明,也不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确恰当的文明才能创造才能保有的东西。自由是个人及其所占有的空间之间的一种客观关系的结果,一种消费者与他所能应用的资源的客观关系的结果……

青壮年时代曾在巴西和美洲研究教学多年的列维-施特劳斯深谙这片迷人大陆的特性,不过他似乎没有看到丰厚的资源带给它的“诅咒”。

巴西于1822年脱离葡萄牙帝国实现独立,19世纪末推翻帝制以后,它像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照搬美国模式成立了联邦制共和国。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巴西也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深陷于军事独裁与民粹主义的“百年孤独”的无解循环中难以自拔,是“拉美病”的长期和典型患者。

早在20世纪30年代,巴西曾启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并在50年代进一步深化。这是一种将工业消费品由进口转为自主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经济模式。它曾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末成就了炫目的“经济奇迹”:1956年到1960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8%,当时的官方宣传口号是“5年等于50年”,前景仿佛一片光明;1968年到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9%,不仅是拉美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还一跃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然而,恶性通胀的魔鬼很快被释放出来。因为这种极度不平衡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债垒起来的。一旦外汇不足,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生产原料,导致国内供应不足,物价上升,引发全面通胀。而通胀又阻碍了出口,刺激了利润汇出,打击了外来投资,由此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巴西的通胀率经常徘徊在20%以上,有些年份更是高达50%多,构成了巴西人记忆中最深切和长久的痛楚。另一方面,独裁政治下罔顾社会公平的“经济奇迹”将广大普通民众排斥在经济增长之外。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许多老百姓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难以满足,以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增长自然也就无从说起,“经济奇迹”戛然而止:从1981年到1990年的10年时间里,巴西的人均GDP竟有5年出现负增长,20世纪80年代也因此成为巴西历史上“失去的十年”。

这期间,巴西政治也陷入了频繁的政权更迭,乃至军事政变。这种无望的局面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转机。

1990年3月担任巴西总统、后因涉嫌贪腐被迫辞职的科洛尔(Fernande Collor)是1989年“华盛顿共识”的积极推动者,他启动了巴西的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对拉美国家来说,这也意味着实行半个多世纪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的恶性通胀像滚雪球一样急速膨胀。1990开始连续三年以每月80%的速度飙升,1993年达到了2557%的历史最高纪录。80年代末起,政府在五年之间引入三种新币,全部失败。1992年当选的总统佛朗哥(Itamar Franco)在半年内更换三个财政部长,均无起色。1993 年5 月,时任外交部长的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这是13 年里的第13 位。在这个陷入恶性通胀、巨额债务泥潭中的国家,这个职位看起来前景黯淡……

1994年7月1日,从来不是球迷的卡多佐借巴西足球队在美国世界杯上夺得冠军、国民爱国心升腾之际一举推出他的“雷亚尔计划”(the Real Plan)。凭借着它,卡多佐很快便驯服了困扰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恶性通胀,他本人也因此当上了总统,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自由化的新巴西奠定了基础。他的继任者、左翼政党和工会领袖卢拉则延续了他的经济政策,巩固了这一成就。

“雷亚尔计划”的政策“秘方”其实很简单:维护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专注于对付通胀;保持公共账目透明,制定严格的财政目标以降低公共债务;鼓励外贸和私人投资……看得出来,它的基本原则与“华盛顿共识”一致,但在具体操作上避免了当时拉美、东欧屡见不鲜的“休克疗法”。

新世纪“黄金十年”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于2002年当选总统时,曾引起巴西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的强烈恐慌和普遍反对。但他们很快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卢拉的重大贡献在于两点——

首先,这位曾经的劳工领袖和极左派上台执政后,令人意想不到地告别了传统上拉美左派——当下最典型的是乌戈•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及其后任领导下的委内瑞拉——的民粹主义政治和国有化计划经济路线,进一步推进了卡多佐开启的有计划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经济进程。自那以后,巴西国内渐渐已经形成了避免重蹈以往覆辙的政治共识。以往,每一次选举都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的一次危险爆发。而眼下,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候选人都不再敢于全面颠覆当前的经济政策。这一共识反映了卡多佐及其“雷亚尔计划”的巨大成功,从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巴西不再是最根本的问题,反而成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卡多佐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评价自己的继任者:“只有卢拉才能向世界展示,拉美的左派也能执掌稳定的现代经济。”

其次,卢拉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外还辅以促进公平公正的一系列庞大的社会计划,从而实现了巴西经济增长与民生的共进,使得民主政治与经济增长在巴西第一次成为可以双赢的好东西。

新世纪的头十年对巴西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十年”。虽然在2001年受拉美金融危机牵连的巴西曾被迫向IMF短暂求援,但自那以后,巴西经济便否极泰来,进入高歌猛进的快车道。

在“雷亚尔计划”所奠定的贸易自由化基础上,受中国入世所造就的“世界工厂”的巨大胃口带动,巴西的资源及大宗商品出口价格和总量一路攀升,为它带来了丰厚的外汇收入。到2012年底,巴西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4000亿美元,不仅超过了它的外债规模,还摇身一变成为IMF的前十大出资国之一,参与救助欧元区国家。这在长期负债累累并且频繁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大陆,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卢拉自己在一篇文章中自嘲道:“曾经在大街上叫嚣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滚出去’的工会领袖,如今却成为了偿清巴西IMF贷款的总统——最终还借给该组织140亿美元,这相当讽刺。”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卢拉预言,这场席卷欧美发达国家的风暴抵达巴西后只会掀起一些小波澜。后来两年的事实印证了这是他的先见之明,而非不负责任的空头保票。因为当时巴西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攀至创纪录高度,失业率降到史上最低,实际工资收入不断提高……这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巴西,投资一个拥有3000多万刚刚摆脱贫困的消费者的巨大市场。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巴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仅次于美国、中国等传统的引资大国,高居全球第六。

在经历2009年的短暂停顿后,巴西经济很快走出的一波迥异于全球的“独立行情”。

2010年,刚刚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苏醒过来的巴西实现令人吃惊的7.5%的经济增幅,创造了1986年以来的最快纪录,同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高增长率。这一年,巴西的GDP第一次超过2万亿美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这样的经济增长使得出身贫民窟的卢拉总统拥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投资,以改善巴西的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同时构建完善的失业保险和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体系。据估算,从2002到2008年,巴西政府各种针对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总额占GDP的比重从6.9%上升到8.6%。卢拉曾得意地说,身为惟一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总统,他为最多的巴西人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

这些得力的政策举措迅速缩小巴西的贫富差距,这个曾经是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的基尼系数在21世纪的头10多年里逐年下降。2002年卢拉上台时,这个数字为0.553,到2011年他的罗塞夫继任时,已经降至0.500,达到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同期,失业率则从9.1%降至6.8%……这一系列重大减贫成就使得巴西在短短10年里帮助3500万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总数的一半)脱离绝对贫困,他们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与前进方向。

2010年,有超过1亿巴西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超过全国人口的50%。但仅仅8年前,这个比例只有还仅有38%。而中产阶级群体的迅速扩大反过来又极大地提升了巴西的国内购买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在卢拉执政的最后几年,好运气接二连三地光顾巴西,仿佛挡都挡不住。

2007年10月30日,国际足联(FIFA)将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主办权授予这个世界上最热爱足球的国家。但这个好消息仅仅让巴西人欢庆了10天,就被另一个更大的喜讯所取代:巴西政府宣布在临近里约热内卢的南大西洋海底发现了已探明储量高达500亿桶的大片油田,这一发现有望让巴西跻身全球五大产油国之列。卢拉对国民发表演讲时说,“这一发现证明……上帝是巴西人。”

然而,上帝大概觉得自己对巴西的垂青还不够慷慨。两年以后,国际奥委会又将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机会给予了巴西。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新闻发布会上,卢拉总统擦着眼泪说道:“我们的时刻到来了!它已经到来了!”

2013年3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被选举为梵蒂冈教皇(Franciscus,方济各一世)。这是有史以来首位欧洲以外的教皇,对笃信天主教的拉美大陆来说是历史性的荣耀。作为阿根廷的邻国,巴西人亦为之欢呼雀跃。卢拉的后任迪尔玛•卢塞夫总统当月在梵蒂冈会见新教皇后,对阿根廷记者说,“我想你们阿根廷人很幸运,出了一位伟大的教皇。阿根廷人值得祝贺——不过回到家,我们总说,‘尽管教皇是阿根廷人,但上帝可是巴西人’!”

一个世纪前,巴黎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富如阿根廷人”。阿根廷当时的人均收入位居全球第四,甚至超过了美国。看来,今天这句话可以改成“富如巴西人”。而在一些投资人眼里,如今的巴西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

根据IMF以及高盛(Goldman Sachs)等的预测,如果按此轨迹发展,巴西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它将在2015年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到2050年时,巴西有可能把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成为位列中、美、印之后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说:“如果我坐在房间里要为新兴国家未来下注,我会首选巴西。”

今天,这个曾经备受欧美发达国家嘲讽的“香蕉共和国”终于向世界释放出自信的信息:我们已经长大了。

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还曾感叹道:新世界的城镇从新鲜直接进入衰败,中间没有过成熟期。

但愿这句话不是对巴西和拉美政治的隐喻。

“卢拉主义”的终结

2011年1月1日,被奥巴马(Barack Obama)形容为“全世界人望最高的政治家”的卢拉带着90%的民意支持率卸任,迪尔玛?罗塞夫——卢拉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就任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稍早前的2010年10月,凭借着卢拉政府的巨大成功,罗塞夫以超过56%的绝对优势赢得大选。

与贫民窟走出来的卢拉不同,现年66岁的罗塞夫幸运地出身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法语寄宿学校长大。但思想左倾的她在青年时代参加过马克思主义游击队,曾坐过军政府的监狱,并在那里遭受过酷刑。中年以后,罗塞夫告别武装斗争,进入大学攻读经济学,转型成为一名专业人士。卢拉当选巴西总统之后,罗塞夫先后出任矿业及能源部长(同时兼任国有的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董事长)和总统府办公室主任,成为卢拉最得力的助手。相对于爱和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乐于听取周围人意见的卢拉,罗塞夫总是表现得更加具有主见,也更固执。

但罗塞夫很快就发现,卢拉留给自己的表面光鲜的执政资本底下,到处涌动着凶险不测的暗流。

首先,是长达10年快速增长所不可避免地引发的经济过热和泡沫。

经济的持续扩张使得巴西一直在疯狂放贷,2006年至2010年的5年间,巴西的信贷增速是GDP增速的2.4倍,甚至比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的中国(1.6倍)还要高!

由于前景看好,国际资金——其中包括大量“热钱”——蜂拥而入,几乎每年都以比上年翻倍的速度增长。它们在短期里迅速充盈了巴西外汇储备的同时,也推高了本币的币值。雷亚尔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在过去10年里升值超过100%,成为经济学家眼里全球被高估最多的货币,这也是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Guido Mantega)近年来一直在各种国际场合抨击“货币战争”的原因。

货币的升值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巴西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还使得好不容易被打压下去的通胀苗头再度抬头,而信贷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势头。最近几年,巴西国内的日常生活成本变得非常高昂,在圣保罗看一场电影、打一次的、买一罐可乐甚至比在纽约都要贵。里约热内卢的公寓价格自2008年以来上涨了一倍,圣保罗的写字楼租金比曼哈顿还要高。眼下,在巴西的投资银行任职的银行家和分析师经常可以拿到比华尔街更高的薪水……

2012年以后,巴西的通胀率连续突破央行设定的4.5%上下浮动2个百分点的目标区间(也就是6.5%)。为此,它不得不在几年内数十次升息,基准利率一度升至12.5%的惊人数字,同期发达国家的利率很少有超过1%的。但更高的利率反过来吸引更多热钱流入,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此外,巴西的经济极度依赖于大宗商品价格,依赖于全球对油、铜、铁等自然资源需求的增长。过去10年,得益于“世界工厂”中国经济的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巴西人赚得盆满钵满。然而,中国对巴西大宗商品的需求持续强劲是件好事,但对它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却又是另一回事。巴西人尴尬地发现,中国的廉价工业制造品正将自己推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价廉物美的中国进口商品能给减少国内的通胀压力;但另一方面,本国的制造业也因此越发衰落——2004年巴西制造业占GDP的份额曾达到顶峰16.5%,2010年已降至13.5%。

现在,中国经济本身也在经历痛苦的转型,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已经开始降温。因此,未来如果巴西不随之调整经济结构,那么它的前景将非常黯淡。

巴西的GDP增速在2010年达到7.5%的耀眼成绩后便一落千丈,2011到3013年仅为2.7%、0.9%和2.35%,预计今年和2015年将分别增长1.7%和2%,不仅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也低于同期拉美平均水平,更是在金砖国家中垫底。今年以来,巴西还遭遇了50不遇的大旱,令经济雪上加霜。

为了避免经济陷入衰退,罗塞夫上台执政后,已经推出多轮减税和补贴政策,公布了庞大基建和政府采购计划,意图刺激经济。但这些举措连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一系列稳定措施的支出,使得巴西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与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急剧攀升,目前已达到金融危机前的两倍,过去曾笼罩拉美半个世纪的债务危机的幽灵再度隐现。与此同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分量大幅增强,令人担心卡多佐所开启的自由化进程的倒退,在国际上,巴西则是被批评为“保护主义”最多的国家之一。

未来,罗塞夫将不得不收紧政府的钱包,但这样做很可能进一步损及业已十分低迷的经济增长。

随着巴西魔力的终结,一场持续10年的盛宴也结束了。归根结蒂,根源在于“卢拉主义”所推行的基于消费而不是投资的增长模式已经山穷水尽。不幸的是,卢拉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成为了继任者罗塞夫的包袱。更为不幸的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她看起来似乎并什么可行的替代方案。罗塞夫在世界杯开幕前之前一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十分无奈地说,自己解释不清楚为何巴西经济增长如此缓慢,她将此归咎于市场对巴西的“坏情绪”。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失衡主要在于过度依赖投资个出口而国内需求不振的话,那么巴西的经济病症恰好相反:它过度依赖消费,投资严重不足。

数据显示,目前居民消费占巴西GDP的60%,投资的比重仅有18%,而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约为40%。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约为16%,而巴西的这一比重仅为2%左右。这使得巴西经济已经触碰到了天花板——经济爆发式的增长遭遇到了基础设施的瓶颈。不堪重负的老旧的基础设施,使巴西难以实现中国式的10%乃至更高经济增长。

今天的巴西正在广大内陆地区开荒,发展农业,但几乎没有将商品运至港口的铁路。巴西的各个港口,堆满了各种要出口的货物,但船只要在那里停留很久,机场运输则贵得惊人,河流运输渠道没有像投资者预想的那样得到改善……公路、铁路、桥梁、码头、机场和输油管线,可谓无一不缺。实际上,巴西人在19世纪就开始讨论要建造连接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铁路,但这从来没有实现过。世界杯之前政府许诺了许多项目,也大都没有实现。而且,即便巴西在这些基础设施上有过投资,也大多进展缓慢而缺乏效率,其中还充斥着腐败。或者,项目开工时前景似乎很好,但几十年过去了,它们还都荒废在那里。

在经济层面,受制于投资不足,经济的供应面无法快速增长以应对日益增加的需求。当需求增长快于供应增长时,就会造成通胀压力。在社会层面,数以千万级社会底层的人脱贫过上中产生活,且他们的社会意识觉醒,但落后的公共设施根本承受不起那么多人的分享,危机就会爆发。

今天回头再审视,卢拉政府的重大也许失误在于,他没有利用21世纪头十年巴西经济爆发式增长、政府财力雄厚的时机加大投资,从而一举改变这个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面貌,为进一步的增长积蓄后劲。实际上,他在自己执政的最后几年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作出过呼吁。

“未来之国”的软肋

一个世纪以来,巴西一直是“永远的未来之国”。它蕴含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所有潜力,但它似乎永远也没有能力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真正的成功。

这一次,巴西距离成功看似咫尺之遥。但它想要捅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就必须正视自己身上的重大软肋。很可能,繁荣本身将成为巴西实现自己雄心的最大障碍。

除了前面已经讨论到的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的匮乏,巴西必须在短期内在以下几个领域内取得重大改进——

首先是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问题;

尽管巴西已经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但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依然很大。数据显示,目前巴西的政府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美国和中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5%和13%。正因为政府介入经济过多过深,巴西的公共部门人浮于事,腐败则几乎是根植于各个阶层。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称,巴西政府是世界第七大最浪费的政府。

其次,与此密切相关的时僵化复杂法律制度,其中包括令人发狂的税收制度和可以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制度的劳工法;

在巴西,企业纳税花费的时间是全球平均的10倍;新建一家企业的时间为120天,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时间不到两周。另外,雇佣工人的高昂成本催生了巴西规模庞大的地下经济。所有这一切,扼杀了私人部门的活力以及创造就业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巴西的商务成本。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商环境报告》显示,巴西综合经商环境指标在183个国家中名列第129位。一位英国记者作的一个有趣的街头调查表明:如今在纽约让一位巴西人擦鞋,要比在圣保罗让一位巴西人擦鞋更便宜。但即便如此,圣保罗的巴西擦鞋匠的收入却反而比纽约的巴西擦鞋匠的收入更低!

第三,公共教育存在严重问题,学校资金普遍不足,教育质量也很差;

据统计,目前巴西全国劳动力中只有11%受过高等教育,43%受过中等教育。2012年10月,巴西国会下院通过计划,要在2020年之前将政府的教育支出提高到GDP的10%。这将是全世界最高的比例,目前最高的丹麦也仅有8.7%。然而,许多人正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的根子不在经费不足——巴西政府的教育支出眼下已经达到GDP的5.7%,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反映了巴西难以消除的痼疾,用巴西人自己常挂在嘴上的话来说:我们交是的北欧国家的税,得到的是非洲国家的公共服务。

最后,是居高不下的犯罪问题。

巴西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贫民窟,它们是滋生盗窃、贩毒等黑帮犯罪团伙的温床。尽管过去10年随着经济增长和大批穷人的脱贫,巴西的谋杀率和银行抢劫案件出现了显著下降,但犯罪仍将是大多数城市和乡村的首要问题。调查显示,巴西被视为全球最危险的国家之一。2006年曾有一份统计数据称,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10起囚犯集体暴乱事件,3起就发生在巴西。为此,巴西每年投入到民间安保的费用高达80亿美元左右。

如果上述四大短板得不到及时和显著的弥补,巴西在过去的“黄金十年”中取得的成就便有可能毁于一旦。

在政治上,祸不单行的是,试图将自己塑造成铁面无私的“反腐英雄”的罗塞夫自己的政府和政党内却丑闻不断,折射出拉美政治中根深蒂固的阴暗面。

在2011年一年里,先后有7位政府部长因媒体曝光贪腐丑闻而落马,他们中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安东尼奥•帕洛奇(Antonio Palocci)、运输部长阿尔弗雷多•纳西门托(Alfredo Nascimento)、农业部长瓦格纳•罗西(Wagner Rossi)、旅游部长佩德罗•诺瓦伊斯(Pedro Novaes)、体育部长奥兰多•席尔瓦(Orlando Silva)、国防部长内尔松•若宾(Nelson Jobim)和劳动与就业部长卡洛斯•卢皮(Carlos Lupi)

2012年8月2日开始,巴西最高法院对该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腐败丑闻的38名嫌疑人展开“世纪审判”。这起腐败案不仅撼动了前总统卢拉政府的根基,而且把整个劳工党领导阶层推上了被告席。这些被告中有部长、议员、企业家和银行家,他们均涉嫌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卷入了由巴西劳工党策划的国会买票案。

虽然前总统卢拉否认存在收买选票的罪行,但38名嫌疑人中有25人被判定有罪,其中有卢拉政府的前总统办公室主任若泽•迪尔塞乌•德奥利韦拉•席尔瓦(José Dirceu de Oliveira e Silva),法院同时还裁定劳工党前主席若泽•热诺伊诺(José Genoino)的腐败罪名成立。

这一系列腐败案件严重侵蚀着民众对劳工党政府的信任。

持续一年多的街头抗议撕下“经济奇迹”光鲜亮丽的伪装,让飘飘然的精英们从云端跌回到地面。同时也提醒巴西政府,不要再以“绝对贫困已经得到根治”、“人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的官方宣传作为拒绝进一步变革的借口。

由卡多佐开启、卢拉推进的这一轮改革已经造就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这既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他们的后任所要面对的现实。迪尔玛•罗塞夫总统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借助于这个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联盟的力量推进巴西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另一条是迫于短期利益重新回到拉美传统的民粹主义老路上去。

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正反两方面的先例也都鲜明地摆在那里。

前文中已经提及,2007年11月,巴西在厚达2200米的不稳定盐床覆盖着的南大西洋7000米深处发现储量惊人的油田。如果Petrobras雄心勃勃的计划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到2020年巴西每天就会生产500万桶石油。

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恩赐,但也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诅咒。如何利用好这笔从天而降的新财富,很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能否成为21世纪的强国。

巴西可以仿效它挪威,不仅从新油田中获得滚滚财源,同时利用它发展出一个规模和水平都达到世界一流的石油服务延伸产业。当然,这一鸿运也可能主张巴西业已存在的恶习:权力过大的政府、挥霍腐败的政客,以及一个对内行政垄断对外奉行保护主义的石油产业。

罗塞夫的政府已经承诺将把来自新油田的收入用于改善该国的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体系,并用于改建其破败的基础设施。然而,她应该先认真地看一看委内瑞拉,看看石油是如何使一个国家走向衰败的。奉行极左路线的委内瑞拉政府可能比巴西政府更加热心地试图用石油财富向穷人提供食品、教育和医疗,但这些年来该国的贫困人口却不减反增。原因在于,查韦斯及其继任者敌视资本主义,试图推行一套早已被无数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中国——证明行不通的计划经济方案。这极大地抑制了商业生产,导致社会供应不能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石油财富转化巨额公共开支,不仅不能改善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准,反而还引发了严重的通胀,从而令贫困阶层更加苦不堪言。近年来,委内瑞拉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高居拉美各国之首。

足球的命运与总统的命运

眼下的巴西正站在上世纪80年代末民主化以来的又一个十字路口,而迪尔玛•罗塞夫总统和她的劳工党政府也正在经历着最艰险的政治难关。2013年6月抗议活动爆发前所作的民调显示,罗塞夫的支持率虽已从执政第一年时78%的高位降至60%,但也足以在2014年10月5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就直接赢得连任。但在世界杯开幕前的3个月里,她的民意支持率从47%骤降至34%。虽然仍领先于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来自社会民主党的阿埃西奥•内韦斯(Aécio Neves)(他的最新支持率为21.5%),获得连任的机会仍然不小,但这显然已不再是一桩毫无悬念的事情了。

巴西这个分化日趋严重的国家,过去一个月里正脆弱地团结在一支由身家数百万的海外球员组成的球队周围。这是这个国家自1950年后第二次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在那届世界杯决赛中,桑巴军团“传奇般地”负于乌拉圭。但在当时,大多数目不识丁的巴西农民大概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足球对政治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军事独裁年代,巴西和阿根廷的军政府曾分别利用1970和1978年世界冠军来为自己造势,并取得过一定效果;1994年,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借巴西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春风成功地推出了他的全方位经济改革的“雷亚尔计划”,这也帮助他后来登上总统大位。不过,2002年,在盛情接待夺冠归来的“五星巴西队”几个月后,卡多佐在大选中败给了卢拉。这一次,不知道巴西足球队的命运将会如何影响罗塞夫这位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的命运?

在以1:7的耻辱比粉输掉了那场与德国队的半决赛后,在这个以足球为荣、为足球疯狂的国度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些人竟然积极地公开反对自己的国家队,另一些人还对这场灾难性的失败表示欢迎。对他们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好事,有助于让自己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停止好大喜功,正视严峻的现实问题。一些巴西网民甚至拿经济形势和那场比赛的数字开起玩笑:“通货膨胀7(%),国内生产总值1(%)”。有球迷说,“希望这些痛苦和失望可以将人们唤醒”,“我们的球队只输一时,我们的国家却已经输了很多年了”……

现在看来,不管谁在10月份的大选中胜出,世界杯以后,用不着等到2016年奥运会,巴西的“狂欢节”就将落幕。今后几年里,这个成长中“未来之国”将会走得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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