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魁有权指导文艺，却无法接管生活。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习近平主持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让她想起了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铁凝还是识得趋势的，所以一下子将两个座谈会的一脉相承给点破了。以参加者的呼应，来表明习近平的用意，说明北京文艺座谈会的本质，都是刚刚好。
这个时候，必须读高华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考证与阐释。感谢高华，非常透彻地点破延安文艺座谈会实际上形成了“党文化观”，是毛氏文艺路线的起点——这个文化观和路线，高华也有精到的总结，亦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家为毛的文艺战士。
和毛相比，熟读文艺入门类在文艺浅薄处打转的习近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北京文艺座谈会不可能再造出另外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充其量而言，是权力中心北京对党文化观发源地的致敬。习近平利用党史上的重要会议，实现了对毛氏文艺观的模仿。
这是可以想到的。在北京文艺座谈会台下就坐的，恰好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塑造出来的文艺家。他们的在场，就是非常好的党文化观的成果展示，也是对毛氏文艺理论的集体崇拜。尽管添加了一点“不要搞奇奇怪怪建筑”这样的细枝末节，可道理72年没变。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党文化观迅速统治起来。作家必须要选边站，要么是自寻末路，要么是跳入文艺政治化的洪流。在面临分歧之下，严密监测党文化观被接受程度的人，发动了政治斗争，从而以血的代价宣扬了毛氏文艺路线的唯一性与排他性。
与70年前相比，北京文艺座谈会面临的阻力当然要小很多，它安享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成果——文艺家一直按照党文化观来调整有限度的距离，而且好处多多。比如，张艺谋依附了北京文艺座谈会，显示出这位党的文艺家安然度过了超生风波，已经得到了党的谅解。
至于周小平被以“网络作家”的名头塞进北京文艺座谈会，引发了非常多的失望、调侃与愤怒之声，都是大可不必的。坦率地说，周小平被挑中并赐予黄马甲，是因为他的东西正好对应最底层的时政需求。他在意识形态的分层守卫中，被安排在一个被精心算计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是网络社会化之后，党在进击与退守中感到吃力的部分。打击大V、起用周小平，都是护卫基本盘在网络时代的需要。很多批评者认为这是粗鄙的用人招数，但他们可能忘了，“手撕鬼子”可以大行其道，周小平也可堪一用，这是源自“党文艺观”的权谋。
在萧规曹随方面，北京座谈会紧贴延安文艺座谈会，但它的一个挑战不在于会场，而在于会场外。与72年前相比，党的文艺战士们可以守护的基本盘已经缩减了很多。网路时代，党的文艺观在中产阶级那里基本被抛弃，毛氏文艺路线混杂在潮流中，从规模上看亦非主流。
正像警惕的批评者所提示的那样，北京文艺座谈会以权力指导文艺的合法性受到了猛烈质疑。与此相呼应的，这些警钟并不是一种没有现实基础的呐喊，而是来自于同样具备实力的社会当中。因此，党既要忍受周小平所招致的污名化，也得继续寻找其他文艺战士。
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比，一个更大的不同是，反对意见不再局限于小小的解放区，而是弥漫在整个社会构成中。北京文艺座谈会重申与强调的那些，对应着的文艺势力究竟是强是弱，不是单靠旗帜声张就能说服人的。党魁有权指导文艺，却无法接管生活，这就是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