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曲
1987年夏天，我的未来老公Bob 骑着自行车横穿中国来重庆看我——在我印象中他是第一个骑车横穿中国的美国人。作为一个还没出嫁的女儿，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没结婚的人没法分到房子。我的父母40年代末都是地下党员，二战后的年月里积极地参加反美抗议活动。所以当一个老美扛着自行车爬了四层楼，走进我们家的单元门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那时候，在重庆这个内陆的山城，自行车和老外都很罕见。西方人才刚刚开始被谨慎地允许在国内四处走动——前提是他们不违反这个国家那些经常看不见的各种规矩，也不到处追求我们纯洁的姑娘们。
我的父母仅仅出于他们的好客传统才暂时容忍了Bob 在这里待上一天（我告诉父母Bob是我的研究生院老师）。第二天，爸爸就再也没法忍受他的不舒服，叫Bob 走人。在下达逐客令之前，他建议Bob参观一下坐落在重庆西边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
“什么是中美合作所？”Bob问。他的问题让我吃惊。从没出过国的我以为每个美国人都知道什么是SACO（“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就像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美合作所”。
我于是把那些从小学起就知道了的东西告诉Bob：中美合作所是个美国人办的集中营，在四十年代折磨杀害地下党员。它有两处监狱，一处叫渣滓洞，另外一处叫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叫梅乐斯(Milton Miles)，美国海军军官，中方负责人是戴笠，国民党秘密特务机构（全称是军事统计局，简称军统）的头子。我父母和他们的地下党同志们管戴笠叫“中国的希姆莱（纳粹党卫军头目）”。
Bob基本上不太关心政治，对我说的几乎没兴趣。他对“美国人办的集中营”这种说法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些杜撰而已。Bob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他在1987年来中国之前读过些关于中美历史的书，但从来没听说过这事。
尽管我并不想Bob去参观中美合作所，而且不喜欢我父亲试图给一个美国人灌输负罪感，Bob不屑一顾的态度还是让我很恼火。“这个是真的”，我说。在中美合作所旧址上的博物馆里，我见过标着“美国制造”的手铐，还有照片上戴着那些手铐的尸体。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的原因（实际上八十年代初我就因为些不同看法和文字在政治上惹过一些麻烦），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至少我是这么想。Bob 只耸耸肩，不相信也不想争辩。
后来回想起来，Bob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反驳大陆版中美合作所历史的人，尽管他这样做仅仅是出于直觉（以及一点美国人的偏见）。他后来推测说，如果真有那么耸人听闻的美国在中国办的集中营，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们一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能获普利策奖的报道机会，而那样的话中美合作所在美国就应该变得众人皆知才对。
但是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直接了当。
下面这些在中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在政权交替之际，在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座步行距离之内的监狱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那天遇难的有超过200人。在白公馆，处决是分批进行的，直到晚上都还没怎么结束，也就是那时还活着的二十个狱友在一个同情他们的看守的帮助下逃走了。在渣滓洞，狱方用机枪打死了140多名犯人，把汽油浇在尸体上焚烧。有几个人在火海和混乱中逃生。几天后，在大屠杀地点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填满了尸体的坑，那些尸体的手腕上还戴着美国马萨诸塞州Springfield生产的手铐。
这个填满尸体的坑，还有两处监狱，都在中美合作所的总部辖区。中美合作所是在1943年二战期间根据一项由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委员长签署的协议成立的。（直到我去了美国才知道，协议上宣称的目的是打击两国的“共同敌人”，也就是日本。）
关押的犯人中大多数是重庆的地下党员。逃生的人里面有一个叫罗广斌的是我父母的熟人。大屠杀十二年之后的1961年，罗和一位合作者出版了一本非常轰动的小说《红岩》，歌颂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英勇斗争。小说里面的角色大多都是根据真实人物写的。事实上，他们先发表了一本短一些的纪实作品《在烈火中永生》，然后才把这本书改写并扩充成一本小说。
随后，一股红岩热在很长时间里席卷了新中国。在六七十年代，这本小说在对学校里面的孩子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反美教育上比任何一本课本都成功。这是我在二年级时读到的人生第一本小说。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和我同样年纪的人，一直到比我们小十岁的，都读过这本书，有些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很喜欢。小说里面有很多生动的严刑拷打场面，那些打手身后常有代表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高参的影子晃动。有这样高昂的英雄主义主题和紧张的地下斗争情节，我得承认这些故事对于年轻的头脑来说的确很有吸引力。我那时候很投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些语言多么鼓吹和煽情。
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歌剧和话剧，在观众中赚取了大量的眼泪。以红岩为封面的日记本成了重庆最流行的东西。从1963年直到1970年初，我妈和我姐用的所有日记本都用红岩作封面——一块红色的石头上迎风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树。（你可以在亚马逊找到这本书的封面。有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有英文版的红岩，但我从没读过。）
在我童年时，小说里面一位英雄在拒绝打手们的逼供时念的诗深深地打动过我。我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这首诗也出现在早些出版的纪实的那本书里。书里面说写这首诗的是烈士陈然。二十年后，在八十年代，事实被揭露出来，原来这是小说作者“根据烈士的想法”写的。陈然确有其人，但这首诗不是他写的。尽管如此，据一位生活在重庆的历史学者何蜀指出，直到2002年，这首诗在课本里面和诗集中仍出现在“烈士陈然”的名下。
这部小说在毛时代的英雄主义文化中有着重要位置。书里描写的浪漫化了的英雄主义对于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年轻人有极大和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在1967到1968年发生的仅在重庆就死了几千人的红卫兵派系武斗中，那些在战场英勇冲杀的青年男女会把自己看作象《红岩》里那样的英雄人物，为了他们的崇高理想视死如归，我一点都不会惊讶。好在我那个时候还年幼；否则我恐怕也会是那些武斗者们中间的一个。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我们都只有事后聪明。
二、发展
首先是关于昨天文章的一个小插曲：一位读者写信告诉我，“David Herlihy 2010年出版的书《失踪的自行车手》写到Frank Lenz 是第一个骑自行车穿越中国的美国人。他做这件事是在1890年！”我想感谢这位读者，并且真的很想读那本书。同时，让我来就此更正一下。我认为——而这还可能是错的——Bob 是中国在八十年代重新开放以后骑自行车穿越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人。下面我从昨天停下的地方接着讲中美合作所的故事。
《红岩》出版之后的1963年开办了一个“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并立刻成为一个旅游热点。两所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和那些配备了美国装备的刑讯室，被作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部分展出。此外还有戴笠给梅乐斯建造的寓所。在寓所墙上的说明里，梅乐斯被描述成一个疯狂反共的美国军官。
热心的参观者们排着长队来这里寻找红岩英雄们的踪迹。烈士纪念碑被竖立起来。当我在七十年代上初中和高中时，每年的11月27日我们这些学生都要去扫墓。每次去我们都花一整天参观展览。
美国人的暴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们从来没怀疑过其真实性。小说红岩让这指控广为传播，而这个展览更是给它提供了铁证。烈士们是真实人物（其中两位，齐亮和王朴，是我父亲的地下党同志）；中美合作所和那些牢房是确实存在的地方。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1967年初，红岩出版的若干年后，小说的主要作者罗广斌跳楼自杀了。这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时期，我那时十一岁，听着父母的一个朋友描述自杀现场的惨状，震惊不已。（不过至今仍有人怀疑罗是被谋杀的）。我那时太小，没法理解一个英雄在熬过了敌人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之后活了下来，在自己一方胜利以后怎么还会去自杀。
Bob 在1987年没有去参观中美合作所。一年以后我们结婚了。中国在飞快地变化着，我父母对于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变化。我们的婚姻是一件偶然个例，但它能够发生却是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是在中美关系好转以后才发生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发，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人形象也从凶狠的纸老虎变成某种珍稀动物，最后变成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父亲接纳Bob 作他女婿的条件是“让我女儿远离政治！”，而这Bob 欣然接受了。那正是我们的幸福时刻，我们从没去问他说的是中国政治还是美国政治。那一刻我们反正哪个都不关心。
我们婚礼上的一位客人是金叔叔，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我年轻时的偶像。1948年金叔叔曾经被作为地下党抓起来关进渣滓洞，和罗广斌（红岩的作者）关在一间牢房里。幸运的是，几个月后金叔叔被他有钱的地主家庭保了出来，幸免于1949年11月27日发生的大屠杀。
在我们的婚礼上，金叔叔又提议Bob参观中美合作所。他反复地说“你一定得看看那些手铐，美国造的！”。Bob 很不爽，可他还是微笑着说了些礼貌而又毫无意义，反正金叔叔也听不懂的英文。私下里，他向我抱怨到，“干嘛每个人都要我去看中美合作所？”
Bob 想要做的是骑着他的自行车沿着五十年代修建的川藏公路去西藏。这是他头一年就已经想要做的了。但他的雄心壮志又一次被我的强烈反对挫败了：那段路太艰苦，骑自行车去太危险。
1988年夏天，我跟随Bob去了波士顿，在那里安了家，生了孩子，拿到了博士学位，开始为一家小技术公司工作。忙碌的生活让我自顾不暇，根本用不着Bob的提醒，我就已经足够地“远离政治”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三年后的一天，双子塔（指纽约世贸中心，911）轰然倒下。
对我来说，中国网民们对美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而欢呼雀跃，标志着抽象仇恨的回归。我感到困扰：我们那一代扔掉的，新一代又捡了起来。我说“抽象”是因为，我确信，如果一位美国游客和那些年轻中国人中间的任何一个在私下里相遇，这个年轻人会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友好。
我对科学技术的热情减弱了。2002年春天，我请了一个无薪假，和Bob以及我们的小女儿回到重庆。在我离开的13年里，这只是我第二次回家。我被这样的一种愿望驱使着：重温孩童和年轻时的故地，理解我的过去。
我父亲又提议我们去中美合作所，但这次他的口气和1987年说这话时完全两样。“他们把那儿扩建了，还竖了很大的雕塑。非常壮观，”我76岁的老父亲快活地说着，就像在说着一个主题游乐园。往日的历史积怨无影无踪。
于是我们就去了。重庆的变化已经让人头晕目眩，尽管如此，我对“烈士墓”的新形象还是缺乏思想准备。
埋葬着几百名四十年代屠杀遇难者的烈士墓本身看起来依旧眼熟，而这到此为止。周围的一切全都变了。在我的记忆中，本来有苍松翠柏掩映的一排石阶，给这里带来庄严肃穆的气氛，而这现在被肆无忌惮的大规模庸俗商业气氛所取代。一个巨大的褐色群雕——摆着典型宣传姿势的革命英雄们——竖立在一排宽得没边的水泥台阶上面。这里起了新的名字叫“红岩魂广场”。给人的感觉就像有人把死者包装起来在仿高档商场里出售。
一些小学生们把他们的红领巾扔进烈士墓的围栏里，向死者致敬。可是周围无处不在的商业氛围让这动作显得有些滑稽。
我没想到这么政治化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赚钱的好工具。但是很显然，利益的诱惑能让人变得具有意想不到的创造性。曾经是中美合作所训练场的大展厅，现在叫作“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向游客出售昂贵的门票（我不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曾经买过门票）。我估计游客来源并不是问题。我听说，每年都有分配给学校和单位去完成的参观定额，而展览者也在全国进行巡展和煽情的表演。参观者很多，我分辨不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娱乐，受教育，还是仅仅应付了事。（为了省钱，我父母拒绝和我们一起进来；他们在外面的大广场上溜达，就好像重复着他们的晨练。）
展出的内容如果有变化，那也不明显，除了装璜得更精致了。我的确注意到墙上的一个介绍说到美国在中美合作所的代表梅乐斯“除了有收集日本情报军事情报之外，主要是积极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府的特务势力”。我不记得这段话之前是不是就在那里，或者反映了对历史的微妙修正。在我孩童和年轻时无数次的参观里，我从没有过印象中美合作所做过任何有关抗日的事情。
Bob是第一次到这里，一边看着展览，面对普通人可以对同类做出这样的事情，充满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怖和厌恶。他也很难过，很多使用的东西的确是美国的，而这些碰巧是美国制造的东西竟会如此强烈地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但Bob从未相信有任何美国人员卷入了这些。
在展厅外的另一处展览地点，一组整面墙尺寸的绘画让我停住脚步。严刑拷打被以一种宗教主题的形式描绘出来。一时间我仿佛置身于一所天主教堂里。
于是烈士们现在必须在两个互不相容的领域里担当角色，而任何一个都不曾是他们预料之中的：宗教和商业。
我曾听说博物馆的馆长是所有这些商业开发背后的决策者。他有几本书在这里出售。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题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与保护利用”的书，出版于2001年9月。原来中美合作所还是被贴着“集中营”的标签。
我没想到，几年后，为了探寻中美合作所的真相，我会如此下决心要亲自见到那位馆长，以至于得实施一个小计谋，还拉上我的一个无辜的美国朋友作帮手。
三、谜团
911之后的两年里，我在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上反复踌躇，“辞职，还是不辞？”我最终选择了前者，辞却了我的高科技工作，心怀愧疚地成为一个靠老公生活的作家。
开始严肃的写作后（文革是我那时的主题），我更频繁地浏览互联网。2005年初的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个网页，上面的内容让我伫步。
作者是一个为他父亲深感骄傲的儿子，他父亲是一位曾在中美合作所服役过的美国海军军官。这篇文章表达了对梅乐斯和戴笠的崇敬，追忆了他父亲在进行“对日军的游击战”时的勇敢事迹。这个网页也链接到其他一些中美合作所有关人员的网站，在那些网站上我读到同样自豪的表述。
那时，我对大洋两岸在信息上的差异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两个无法调和的中美合作所的形象还是让我感到一种切身的困扰。无论是这些中美合作所成员的后人，还是我这样的中国人，是否都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
就像人的口味一样，人很难否定从小就习惯了的观念。不管怎样，我开始研究，开始主要是想依靠英文资料寻找中美合作所涉足渣滓洞和白公馆两所监狱的证据。我遍寻图书馆目录和互联网，阅读所有我能看到的有关中美合作所的信息。在我读过的书里面，有三本特别值得一提。我不会在这里详细介绍每一本，只讲和本文特别相关的一些事。
◆梅乐斯厚达600多页的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二战期间美国海军与中国人的在华联合游击武装罕为人知的历史》，Doubleday出版社1967年出版。
梅乐斯是一名美国海军中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在回忆录里，他并不掩饰对中共的憎恶。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依着他的想法，他不会介意把中共跟他的日本敌人同样对待。这本书声称“中美合作所的人员没有被指派去参与反共行动，也没有装备被用来对付共产党，除了在几次已经报告过的共产党自己进攻我们的中国部队的事件之外”。我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梅乐斯倒可能的确相信这点。我发现他对戴笠无条件的信任显得很天真。但这本书的确给了我这样的印象，就是梅乐斯对设在他的“快活谷”（歌乐山）总部的监狱象是真不知情。这让人困惑。
重庆一位中美合作所研究者最近告诉我，梅乐斯的书在大陆看不到，也没有发行过中译本，不过她倒是读到过一本台湾出版的译文。通过那本译作，她对梅乐斯的印象是“他是位尽职尽责的优秀海军军官。”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作者迈克尔•沙勒，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这是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展览馆里引用过的唯一一本外国书（不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之不会早于1979年），显然是因其有利的言论。作者被尊称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我在2002年参观这个展览馆时拍了一张该引文的照片。后来我买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在题为“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在行动”一章里，找到了展览馆引文的英文原文，摘录如下：
在战时中国政治和军事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带政治色彩的中美合作所人员在影响中国两个敌对派系的当前政策和未来的前途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美合作所直接卷入中国，心甘情愿地帮助实行秘密的军事纲领，并致力于摧毁革命运动。这一切使它对中美关系发挥了很不相称的巨大影响……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
这一章引用了中美合作所的一些行动来支持上述指控。有一处它引用一个资料来源指责“梅乐斯亲自参与了戴笠进行的大规模审讯，政治犯们在这些审讯后被活埋”，但是没有给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同一章的末尾也有一个间接的指控，称1974年“中国媒体登载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说在重庆附近的中美合作所‘快乐谷’总部所在地发掘出曾备受摧残的人体遗骸”。这里指的遗骸一定是我年幼时从照片中看到过的，因为1974年并没有新的发掘。那一年我高中毕业。
这本书在大陆有中文版。近些年里，几位读过这本书的中国研究者撰文批评展览馆误导公众，断章取义地引用上面那段话，因为那本书明确地讲到它所批评的很多事情都是梅乐斯的个人作为，不符合美国当时的政策。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作者魏斐德，2003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厚达600页的学术著作全是关于戴笠的，他是国民党军统头子，也是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这本书所包含的信息是我所读过的中美合作所历史中最全面的。这本书详尽地引用了各种资料来源，明确显示中美合作所的美国海军人员既帮助打击日军，也训练戴笠的秘密警察来清除共产党。因此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中美合作所的形象是一个混合体；它既不是我们中国人想的那么邪恶，也不像那些美国海军人员和他们的后代认为的那样光辉。
但我还是没看到美国人参与重庆的两所监狱的证据。
我所看到的另一些美国人的个人叙述中，也有证据显示中美合作所涉足了中国内战。比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海军军官儿子在网站上就这样说过：
“应中美合作所的中方国民党领导人戴笠将军的请求，我父亲在中国多留下了六个月，直到1946年三月，培训中国国民党军队，准备应付他们和中共即将到来的冲突。”
到2005年末，我从读到过的资料中确定了两个事实：第一，全部在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国海军人员在1946年中就已经离开中国，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参与了1949年11月27日发生的大屠杀；第二，在中美合作所正式撤销之后，美国人将他们的武器装备留给了他们的中国同事，也就是国民党的特工们，而特工们继续使用这些装备以及他们在中美合作所受到过的培训来对付共产党。也就是说，美国人间接卷入了对共产党人的杀害。
但还有没解决的问题。
还不清楚的是，国民党在1947—49年内战期间是否继续使用了“中美合作所”这个名字。如果是这样，那么“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标签就掺杂了真实和谎言，成了那种有效并且较难揭穿的宣传。带着这个问题，在2006年中去成都时，我问金叔叔他是否知道，他1948年被关在渣滓洞监狱的时候，那个监狱是否属于中美合作所？他说不，他是在解放后的50年代初才第一次听到“中美合作所”这个名字。他在监狱里的时候，狱方把这所监狱叫做“训育所”，意思是“德育教育基地”。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1943至1946年间，美国人有没有卷入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酷刑和杀戮。两所监狱都建在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区域内，距离他们的训练和居住区只有步行距离。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三年，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美国人注意到那两所监狱？合乎逻辑的解释似乎只能是他们可能在掩盖他们的介入。
鉴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在2004年的曝光，这个问题更显得紧迫。但我犯了个错误，就是在调查中仅仅关注了英文资料。我当时不知道，中国学者早在1988年就解决了我的问题，而他们至今还在努力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发现。
四、探寻
没人敢出版S花了近20年心血完成的十六万字的新书《探询中美合作所》，这让她很沮丧。
她联系过的出版商一开始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然后她的书稿要么在内部审查中被否掉了，要么在通过了第一次审查并被送到上级部门审查后，消失得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S此前曾经出版过三本书。她之前的一位出版商听说《探询中美合作所》这本书很兴奋。这个出版商问“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中美合作所抗日的事情，还是杀害共产党？”S告诉他是前者。“那我马上就能卖5000本！”出版商说。可考虑过审查过程的麻烦之后，他不情愿地放弃了，把她推荐给了另一位出版商。这位出版商也同样地感兴趣，走得更进一步，把书稿交上去审查。那是在大约一年前。S最近打电话询问，回答是“没有消息。”她从其他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同样是拒绝，没有任何解释。
我最近读到她书稿的一个节选，从她的个人经历开始。她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写的东西很有可读性。拒绝她的原因可能是宣传机构还没准备好让公众看到中美合作所的形象发生如此戏剧化的改变，尽管在学术圈子里这些结论是早已经被接受的了。我说“宣传机构”，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官僚们定下来的规矩通常比起中央政府的政策更僵硬。俗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
和“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形象截然相反的文章已经在各种杂志上面陆续发表了三十年了。我所知道的最早一篇发表于1988年。在1988年秋季刊的《美国研究》，一份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行的季刊，作者邓又平发表了一篇题为《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文章。邓又平是1956年出生的重庆人，1978至1991年是“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让他得以接触到未对公众开放的旧监狱档案，因此有坚实的数据支持他的论点。
邓的文章确定，在1943年4月至1946年5月的中美合作所时期，白公馆并未被用作监狱。它本是一个军阀的别墅；1939年戴笠把它改成他的秘密警察（军统）下的一个看守所。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成立时，为了安置美国人，戴笠把白公馆改为了招待所，称为“中美合作第三招待所”。1946年底，中美合作所关闭之后，它才又重新被用作监狱。
尽管邓对渣滓洞的历史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他提供了一份1939至1949年间在两所监狱中遇难的政治犯的长长的名单，以及他们的关押时间。这些囚犯们被关押的时间要么在1943年之前（不到20名），要么在1946年7月之后（几百名）。1943年4月到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活动期间，这些人都没有关押在那里。邓的文章已经完全洗清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恶名。
2008年末，我通过历史学者何蜀得知邓的文章。何蜀也引用过邓的文章。我在2009年2月联络到邓又平，在重庆市区的三峡博物馆他现在的办公室见到他。他告诉我说驱使他去挖掘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的原因之一，是一位美国参观者的问题：“对中美合作所的这些指控有什么根据吗？”
邓为他未提及中美合作所对抗日作出的贡献感到遗憾：“如果我那时写了这些，我的文章可能没法发表。”
邓写的那些其实很具颠覆性，但那篇文章并没产生很大影响。原因之一当然是那份杂志狭窄的学术读者圈子，之二可能是公众对那种分析的接受程度。1988年对于这种文章似乎还为时过早。这篇文章甚至没有引起邓的同事们太多注意。1990年进入中美合作所展览馆的S是邓的同事之一，她目前的研究已经比邓的深入很多。昨天我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她依稀记得在90年代初读到过邓的文章，但不太记得内容。“大概因为我是个感性的人，”她说。她那时想法和现在不一样。
S是重庆本地人。她第一次参观中美合作所展览馆是在1963年，她12岁的时候。那时她上四年级，老师带全班同学去参观。“我参观后写了篇作文，文字充满了激情。”在书的前言中她这样回忆到，“不只是我，很多人像我一样被深深感动了。”这样的第一印象持续了27年。1990年，作为一名艺术学校的教师在西藏工作了8年之后，她回到家乡找了份工作，成为“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是之前的中美合作所展览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十分高兴。在新工作开始的最初两三个月里，她用大部分闲暇时间探寻了这个略微超过两平方公里大小的“文物保护区”的每个角落。
有一阵子她“依然沉浸在小学四年级第一次来这里参观时的感知氛围中”，有些惊叹那种纯真的感觉仍在。她那时39岁，不再年轻，经历坎坷。从小她就对自己“出身不好”很敏感，总是生活在屈辱中。她的父亲是大教育家陶行知的一位忠实弟子，努力践行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哲学。然而在1957年S还不到6岁的时侯，他的父亲，一位中文教授，被打为“右派”。他被停掉薪水，最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丢下他的妻子艰难地抚养大他们的两个女儿。
文革中断了S的中学学习。随后的10年里她在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动荡结束后的1978年，她通过了全国考试进入大学，学习她父亲曾经教授的中国文学。毕业后，她选择去西藏工作8年。
到展览馆工作后，她的敏感很快就受到馆长分配下来的沉闷的日常宣传工作的考验。最初，她对英雄们从童年起的崇敬，和她敬业的态度，让她无暇怀疑。她是位出色的作者，在馆长的指示下写了很多展览文字，甚至演出脚本。一开始她深信她所写的东西。逐渐地她的文字中的一丝言不由衷开始令她困扰。她感到一种内在压力，但无法说出哪里出了错。
她有时感到不解，在与日本和德国进行着残酷战争的期间，美国人为什么还要派数以千计的军事专家来“镇压进步的中国人”。在她看来这不合逻辑。她想解开这个迷，但不知如何下手。
一天，她在朋友家看到一本书，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陈布雷的自传。她翻著书页，一处出现的中美合作所的名字吸引住了她。她读到一桩轶事。
1944年，陈布雷从上海唐生明那里得到可靠情报，日本正将其所有尚存能够作战的战舰组成一个新的大舰队。这个舰队正在琉球群岛附近集结，准备对美国海军发起一次致命的突袭，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事件。
“重庆”（中国的战时政府）立刻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美国海军证实了情报，抢先发起了攻击。这次战役击毁了将近100艘日本军舰，给日本海军一个重创。
“送到中美合作所”这句话触动了S的神经。为什么把情报送到中美合作所，一个集中营？而且要“立刻”？中美合作所到底是什么？
于是一个长期曲折的研究过程开始了，她必须从分配给她的繁忙的宣传工作中挤出时间来作。
现在，将近二十年过去了，S准备公布她的研究成果。她的书将会反驳她帮助完成的展览馆宣传中的一大部分。这本书将描述一个截然不同的中美合作所，不仅和两所监狱没有牵连，而且对抗日作出了卓著贡献。
问题是，中国公众准备好接受中美合作所的这个新形象么？
五、修正
L 担任中美合作所展览馆馆长已经25年了。他出版了很多本关于中美合作所，红岩，还有两所监狱的书。最终在2009年2月见到他之前，我读过的他的书全都强烈谴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即使他很清楚那些出自他自己工作人员们的相反的研究结果。
2008年，我忍不住想见L ，听听他这一方的说辞，并当面问他怎么看那些相反的研究结果，。我问一位重庆的朋友他知不知道如何找到L。朋友说，“找他干嘛？他不会说实话。”其他人告诉我不可能见到他，“他可是个大忙人！”
2009年2月我又回到重庆。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认识L 的一个亲戚，认为能帮我约个时间见到L。他对自己的关系很有信心。第二天，他打电话来抱歉，L 径直拒绝了。
几天后，一位美国作家朋友丽萨•布莱克曼(她出版了一本很棒的惊悚小说，故事背景设在中国）来重庆，我们一起去了红岩村。这个展览馆与中美合作所相距十来里，不在一起但有关联。L 也是这个展览馆的馆长，并且他主要在这里办公。
下午参观完准备离开时，我和丽萨经过了通往L 办公室的小路。我决定试试运气。想到L 可能比较在乎他的国际声誉并可能更愿意见外国人，我就拉着丽萨和我一起，简单地和她说了我的打算。丽萨很够交情地答应了。一路上我们被拦住了三次，先被一位扫地的妇女，然后一位男士，最后是L 的秘书。每次都被问到有没有预约，每次我都回答“有”。最后我们来到院子里的一幢二层小楼，秘书让我们在下面等候，她上去请示她的老板。如我所愿，两分钟后我们被带了进去。（我这么利用丽萨，要再次向她道歉。不过她的外国人面孔显然起了作用。）
L 身材强壮，略微发福，大约50多岁，穿一件蓝色夹克和牛仔裤。他坐在一把红木椅子上，两位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在边上服侍。
他把一支烟放到嘴边，一位女服务员给他点燃。他的秘书端来茶。我和L 用中文交谈，丽萨在旁边倾听。听说我们是对中美合作所感兴趣的作家，他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他的新书，慷慨地送了我们每人一本。我扫了一眼书名：《解密红岩档案》
接下来的话让我颇为意外。我问L 关于中美合作所与两所监狱之间的关系。他说，“没有关系。过去搞混了。我们在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顿了一下。官方历史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改头换面了。我想问他关于之前发表过的无数和刚才说的相反的文字，但实在不好意思当面这样问。我于是问，“怎么搞混的，有意还是无意的？”
他也顿了一下。然后说：“无意的。”
我等着，但没有下文。
后来我翻阅了他的新书，出版于2008年11月。这本书基本上是些通俗故事，收录了小说红岩的相关历史人物的轶事。没有什么新内容——就是些我在别处读到过的。但在标题为“揭秘中美合作所”一章里，的确提到“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集中营无关。”就是说，349页的书里，就这样一行话。
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我还是高兴不起来。一句话，轻松地翻转了历史，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更别提对他自己过去的宣传文字和组织那些虚假展览有任何愧疚。
大概这是为什么L 的书能够出版，而S 的不能。大概这就是为什么薄书记说重庆需要十个L。
2009年夏天，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条奇怪的新闻，标题是“薄说：重庆需要十个L！”文中说L 高票当选为重庆的“城市形象宣传大使”，薄书记在一次隆重的仪式上授予他这个称号。在总数870万张选票中，L 名列第三，位于围棋国手古力和钢琴家李云迪之后。文中没有说他们各自得到多少张选票。L 的功绩？“二十多年里，他带着‘红岩魂’展览走遍全国383个城市，在308次巡回中总共演出了上千场‘红岩魂’，感动了560万观众的心。”
当然，报道不会提任何虚假展览。我听圈里人说，比如一张“中美合作所狼犬舍”的黑白照片是在一个现今的犬舍拍的；“烈士的草帽”是从武汉买的；“烈士的床单”商标是近年的；有些“烈士的诗”是杜撰的……
这并不妨碍这些展览在商业上的成功，听说仅仅在北京的门票收入就超过千万人民币。
这就解释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结尾的一句奇文：“我们的确看到了这样一种奇特又激动人心的景象：无数当代中国人用金钱为红岩精神投下了诚挚的赞成票。”
见到L 的一周前，我去了中美合作所展览馆。S 在门口等我。我最近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结识了她。她已不在展览馆工作，但还住在附近。
在大门口，我意外地发现这里不再卖票了——门票现在免费发放，参观者自愿领取。“这些门票只是为了进行统计，”S 说。她向我解释，从2008年起中央政府要求公共展览馆免费对参观者开放。“那之前我们是‘全国自筹经费模范展览馆’，”S 揶揄道。她对展览馆的商业计划很不以为然。
七年间第二次去那里，我能够看到变化，虽然展览内容常常自相矛盾。墙上的一段英文说明对中美合作所完全是正面评价：“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很大贡献”——没有任何负面信息；另外一面墙上依旧是中文的谴责：“‘中美合作所’是美蒋特务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司令部和大本营。”
在梅乐斯的住所，展览内容和七年前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仍然充斥着对所谓的中美合作所罪行的控诉。我开始拍照，一位馆员上前制止。“这些是要换掉的，”她说，“我们就是还没有来得及。”
从白公馆出来，S 和我商量下面去哪儿。这时一位热心的过路人插话进来给我们建议。
“渣滓洞！去看渣滓洞！我就去那儿，”这位四十出头的男人对我们说。我听出他的重庆口音，于是问他以前有没有来过。
“没有。第一次。”他解释说他小时候很调皮，他的学校每年都组织去参观，他每次都找借口逃掉，因为听说人人都得站在墓前低头默哀，他不喜欢。
“那为什么你现在要来？”
“这么有名的地方！毕竟还是要来看一下。重庆谁没听说过渣滓洞和白公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
“为什么说那是中美合作所的监狱？”我试探着问。
“《红岩》里写的！你没读过《红岩》？”
“那是本小说，虚构的。”
“可那是历史小说，根据历史事实写的！”那人提高了嗓门，“我告诉你，渣滓洞和白公馆绝对是中美合作所的监狱！”他把“绝对”两个字说得很重。
这时，一直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对话的S 催我走。“他们不会相信的，至少现在不会。”
（本文作者为Xujun Eberlein，2011年2月载于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译文来自“译言”，中译者George@t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