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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记者的心债

作记者这些年,我见到了一些生无所恋者。冀中星,是其中一个。我和他同年,生于1979。昨晚,读到他的故事和生辰,我内心有点异样的感觉。

2005年,我们一起26岁。他在广东东莞,深夜用摩托车拉客,勤恳谋生,为了以后娶老婆生孩子。我也在广东,但是已有爱情。并且为此和父母闹矛盾,任性地私奔到北京。

2005年之后,他的人生就被毁了,再也没办法结婚生子。对于他,悲剧,是命运;对我而言,那样的悲剧,只是我工作的内容。

21日凌晨,将近1点,我离开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坐上出租车回家。

刚才,我看见了冀中星躺在移动病床,被推出手术室。警方已证实,是他在首都机场引爆炸药。

在等待他出手术室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大喊大叫。可是,他没有。他很平静地躺着,我看到他浓密的眉毛和瘦削的脸。

他刚做完左手腕的截肢手术。接诊他的医生说,‌‌“左手掌被炸烂了。‌‌”

他曾在博文自述,2005年6月28日凌晨,他在东莞用摩托车拉客,被治安队员殴打致瘫痪。后来,维权无果,回到家乡,由年迈的父亲照顾。

首都机场爆炸事件发生后,网上传播了他当年的照片,赤身裸体,下身伤口糜烂。

多么奇怪,爆炸事件发生后,我竟然对引爆者产生的是同情。尽管,我觉得这种事情很恐怖。这是我真实的感觉。不过,幸好没有其他无辜者伤亡。

坐在出租车的时候,在北京空旷的夜色中,我想起了两个在采访时遇见的人。

‌‌“矿工的故事‌‌”

他叫李爱平。我记得他的名字。每当想起他的时候,我总会在心里问,他还活着吗?

2009年,我去武冈采访铅污染的事情。有个70多岁的老汉一直跟着我。他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几乎无法交流。

等我采访结束后,他把我引到一个村民的家里。屋子破败不堪、空荡无物。在一个角落,一个男人躺在肮脏的被褥中。

我后来把他的故事写进博文《湖南初体验之三矿工的故事》。

‌‌“这一次,我见到了在十年前受伤的一名矿工。我不知道那个空房子会躺着一个人。走进去,忽然看到一个长头发的男人在一堆被褥之下躺着。。。。。他叫我进去,知道我是记者后,对我说起他早就想了结的一生。他痛苦地挣扎起身,要给我看看他的脊椎和他已经没有知觉的双腿。

我来不及闭眼,看到了我恐惧的一幕。

后来,这个陌生的男人对着我痛哭流涕,并且在床上半躺着欠身鞠躬。我赶紧上前制止,我想,他弯腰的时候,该多疼啊!他背后,可是两截早已断了的钢板。

不知道是为了安慰他还是安慰我自己,我用相机拍了那个发黄发皱的判决书。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自己还能做什么。‌‌”

那个男人因矿难而瘫痪,矿主拒绝赔偿。他赢了官司,法院却执行不了判决。他拿不到赔偿款。于是,他让妻子把他抬到法院和矿主的家里,用残废的肢体来哀求。像中国很多悲剧的结局,他的维权无果。

为了生存,他牺牲了男人的尊严,让老婆嫁夫养夫。非常不幸,老婆嫁的第二个老公在几年后又死于矿难。

我出现的时候,他已经瘫痪十年了。可是,他还没绝望,还想着媒体能帮他。

我离开湖南后,他曾常常发短信。语气非常客气,显示了他曾受过的教育。

每次收到短信,我的心情都非常复杂。我曾想过,能否联系湖南的律师,免费帮他申请执行;也想过找熟人,联系湖南法院的领导,问问执行为什么不了了之。

但是,我又找到了让自己解脱的理由,‌‌“都十年了,我能凭一己之力扭转这个局面吗?况且,我还要去求别人,说服别人同情他。‌‌”

后来,李爱平的短信越来越少。我似乎如释重负。但是,今晚,我又想起他。四年又过去了。糜烂的伤口好了吗?他还活着吗?

如果这次在首都机场引爆炸药的是他,或者其他我曾采访过的人,我该多自责,例如那个母亲。

‌‌“上访母亲‌‌”

她女儿5岁多的时候,在学校里被一个老男人持刀强暴了。后来,那个暴徒虽然被判刑,但是一年多之后就提前出狱了。

女孩的父母不甘心,要告学校,没告赢。最后,遭受学校报复,家里的三个孩子都无法在当地上学。

女孩从5岁长到11岁了,其弟弟妹妹也长大了,天天在家里眼巴巴地看着愁苦的父母。女孩对弟弟、妹妹说,‌‌“你们不要去学校读书啊,学校有坏人,坏人会拿着刀追你的‌‌”。

2009年我在湖南采访的时候,那个母亲把女儿带给我看了。我很难过。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根据她的申诉材料,把当年的强奸案再核实调查一下,写个报道,旧闻重提,就能帮助她了吗?

前几天,我采访唐慧的时候,又想起了那个上访母亲。4年前,她曾经想来北京,让我带她去教育部上访。我说,每天到北京上访的人太多了。她的申诉材料只会石沉大海。孩子那么小,上访会把一家人的未来都毁了。后来,我也写了博文《平民的苦难》。

写出来,只是缓解内心的自责和不安而已。对于那个悲苦的家庭,毫无帮助。

我作了母亲之后,才体会到孩子是自己的命。当孩子被侮辱、被伤害,那是母亲锥心之痛。

我对唐慧说,佩服她的理性,坚持6年,用理性维权。绝望和仇恨会把人心扭曲。她回答,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能凭自己的能力把所恨的坏人都杀了吗?只能找法院啊。

是的,法院应该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记者都跑哪里去了?‌‌”

首都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位我所尊敬的律师在网上发微博质问,当冀中星被殴打致瘫痪的时候,记者都跑哪里去了。现在,他在首都机场引爆了炸药,记者才蜂拥而至。

我抚心自问。如果冀中星当年找到我,我会报道他的故事吗?估计通过选题会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记得新闻教材有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如今,人咬狗的新闻也多起来了。悲情故事天天发生。记者只能根据供职媒体的定位,选择性报道。这是现实,也是自我解脱。

媒体没那么强大,总被扼住咽喉,要和‌‌“禁令‌‌”赛跑。声音还没发出,新闻就被溺死,这是常态。而且,国家机关的信息不公开,黑暗都被锁在笼子里。那些人总会想出各种既滑稽又无耻的方法来拒绝媒体监督。

他们是无耻之尤。记者的经历告诉我,不要为了理想中的正义牺牲了当下的生活。对此,我承认,自己是个软弱的、不具有斗争精神的人。

我70多岁的舅公是个孤寡老人,房子被强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流离失所。我在产假期间,在家乡代理他打官司。两审皆输。但是,我不让老人上访。我认为,那是国家对申诉权的虚假承诺,是条绝路。

我亲身体会到,当公权力不公平,绝望的人是那么容易走上私力救济。开庭后,我冲到被告席前,想用尽平生的力量打他一耳光。但是,我居然还有理性,只是狠狠地拍了桌子而已。

乡村父老都问,‌‌“你不是记者吗?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曝光?‌‌”

‌‌“这年头,因强拆而自焚、跳楼、被碾死的人,多的是。我舅公的事情,谁会感兴趣?‌‌”

厦门陈水总案件发生后,我采访了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他说,个人恐怖主义来自于生无所恋者。

‌‌“这部分人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很多人是原来的工农。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为基础的。今天,我们怎么能把这部分人抛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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