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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川妹子留下一首诗

革命成功了。北京皇城变成红色官场,冠盖云集,要啥有啥。可是为革命奉献青春没有放弃理想的一代青年,却成为右派分子,陷于专政罗网而终其一生。

贾唯英(1920~1994),一位火辣辣的川妹子,因不愿步姐姐包办婚姻后尘,十四岁就与七哥远走上海,考入爱国女中。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社联”,后转抗日救国青年团。“一二九”运动中,她扛旗游行,因太红,在上海待不住,转学北京。一九三七年五月入党。北平沦陷后,她辗转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结业后分配晋西南。一九四○年回川治疗眼疾。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说服她留下参加四川地下党的学运。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成都女青年会,下半年在南川教书;一九四二年考入成都华西大学,学业优异,“民主青年协会”主要发起人,积极贯彻周恩来的“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参加教会举办的“查经班”、“冬令营”。

学运出生入死五七年成右派

一九四四年九月,与燕京大学刘克林共同发起“未名”团契,许多契友很快成为“民协”成员。一九四六年五月,川康特委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贾唯英嫁给组长王宇光。一九四七年八月,丈夫任川南工委书记,妻子任委员。不久,国民党特工追踪而至,幸亏有泸州专员陈离掩护,国民党特工内部又有秘密内线黎强牵制,夫妇免遭逮捕。一九四九年一月,川康特委书记被捕反水,夫妇处境险恶,组织将他们转移至赤区。一九五○年一月随“一野”回到成都。

一九五○~五三年,贾唯英仍从事青年团工作,一九五四年任《重庆日报》副总编,五七年划右,发配长寿湖农场劳改。七九年春改正,九四年患癌逝世。

一九五七年三月,她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渝后积极贯彻毛泽东二月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双百方针”。毛在会上说:“只能放,不能收”。但重庆市委不积极,她唯恐重庆在这方面落后,向市委书记善意提出催促性批评,认为重庆“放”得太慢。市委领导人在正式划右前,就已把她列入“右派”名单,罪名:“反党”、“煽风点火”、“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她在报社怎么检讨都过不了关。

一九五八年四月,她别夫抛雏,押赴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大跃进”打乱一切,每天劳动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八小时,只能睡三四小时,经常半夜起来,打着火把施肥、除草、挖地⋯⋯有人锄到自己的脚拇指,有的锄掉禾苗。只要手一停,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后来每天能睡五小时,感觉松快不少。

重庆市委派来慰问团,团长是一位市委书记。为保证首长安全,竟将农场右派支开,派到采石场干活,不让见书记,怕行刺。一次看《人民日报》国际新闻,贾唯英发了一点议论,毫无不规之处,竟挨一场批斗,罪名“翘尾巴了,竟然议论起国际大事来!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吗?!”积极批判她的一名女工当了副队长,每天找她的碴,没错挑错,活像恶婆婆。一九五九、六○年因城市供应日益困难,农场来了几批升不了学的女初中生,这些小孩“阶级斗争”观念很强,总要找岔骂她几句才高兴。她只能躲在被窝里暗暗饮泣。

大饥饿年代熬过地狱边缘三年

大饥饿年代,她们最初定粮二十四斤/月,每天八两;后支援灾区,减至十八斤/月,又是重活,还要“夜战”,尝到饥饿滋味。那阵子,最羡慕的工种是养猪,可以偷吃一点猪食。某人被发现偷吃喂猪的小红薯,大会批斗,会上揭发他挖吃埋入地里的死小猪,一顿毒打。许多壮劳力浑身无力,却忽然一个个发“胖”——集体浮肿。

农村办大食堂,没收农户家里一切炊具,锅碗瓢盆、刀铲叉勺统统上缴,谁家冒烟谁受处分。农民怨气冲气,又无可奈何。劳动时常常摆谈村里千古奇事。一位种菜老农再三叹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两口粮。大人孩子都饿得嗷嗷叫,饿呀饿呀!这日子啥子时候才到头啊!”当时《重庆日报》人员私下议论:

公社体制不能改,随便怎样也调动不起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体重仅三十公斤的贾唯英靠着农场储备的一批南瓜,加上后来恢复定粮二十四斤/月,才熬过那“地狱边上”的三年。她的劳改成果之一,是她最后竟能嗅出粪便发酵后特有的粪香。

直至第三批摘帽,仍没她的名字。一九六○年底,农场党委找她谈话:“你劳动得不错,现在宣布摘掉右派帽子。”摘帽右派与戴帽右派的惟一区别仅仅为不再“监督劳动”。她经常被警告:“不要忘了右派身分”。一九六一年四月,分配重庆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

一无所有告别人世,留下一首诗

一九六四年,女儿小英小学毕业,全班成绩突出的三好学生,却不能升入公立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班主任非常同情,但帮不上忙。丈夫也犯“右倾错误”,其实却是“左左派”,认为妻子不满女儿上民办初中,乃是阶级斗争在家中的反映,夫妻俩大吵一场。最后,丈夫真诚道歉,贾唯英大哭不止。

文革武斗,分配她看守尸体。军宣队、工宣队来了,将她隔离起来,强迫她承认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反复折腾她四、五年。她常常唠叨:“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一九九四年,贾唯英怀着一生的遗憾与糊涂,走完七十四年的忠于党的路程。她留下的只有这样几行诗:

亲爱的党⋯⋯你可记得三十年前的诺言,把民主自由的旗帜重新高举?
为什么全国一解放,你就变了样?为什么人民的领袖变成了神明,高高在上?
为什么要把祖国最需要的千千万万知识份子当成敌人?
为什么总不顾民生,抓什么“阶级斗争为纲”?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回答我啊,母亲,亲爱的党。

这位至死不悟的红色川女临终的这一串“为什么”,她们的呼喊何等苍白,何其无力,“亲爱的党”怎么可能回答?怎么回答得了?像贾唯英这样的“红岩一代”,绝大多数“反毛不反共”,甚至连“毛”都不反,带着“坚定的红色信仰”去见马克思。

一九九四年,“民协”五十周年纪念会在成都华西医大举行,许多老会员对贾唯英的坎坷一生惋惜不已。但这位革命女性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一生做了无用功,拼死冒险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祸因。既没有“解放”人民,也没有“解放”自己,反而使国家与自己遭受几十年“赤祸”,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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